（文：芒碭山供稿）
后世有些人對劉邦的評價甚低，認為他“智勇俱劣”，他能夠奪取天下，全賴蕭何、張良、陳平、韓信、曹參、樊噲、周勃等一幫文臣武將，南宋人葉適甚至認為劉邦遠遜于光武帝劉秀：“光武才過諸將以氣柔之，高祖才不及諸將以氣挫之”。這真是霧里看花。劉邦不是一個純粹的人，純粹的人當不了領袖；劉邦也不是個極善或極惡的人，極善與極惡的人也當不了開國皇帝；劉邦當然也沒有項羽的勇力與韓信的謀略，他成不了一員大將或良將；他也缺乏張良的智慧與蕭何的忠誠，成不了謀士和丞相。他更是不懂得儒家和道家的學說（他甚至鄙視儒生，拿了儒生的帽子當尿壺），因此也當不了孔子或老子，成為一個學派的帶頭人。他是個平凡又有些不平凡的人，是個有些善又有些惡的人，是個有不少優點又有不少缺陷的人，是一個具有領袖的一些素質又具有強烈七情六欲的人……
漢初三杰《紅樓夢》第五回有一付含意深刻的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劉邦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長期身處社會底層，使他了解百姓疾苦。劉邦不喜勞作，確有游手好閑的無賴之嫌，但他與人友善，喜歡施舍，善交游，因而在他周圍很早就聚集了一幫有才華的人。多年當亭長的閱歷，又增長了他的才干。劉邦曾做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調解一類的小吏——泗水亭長，經常和縣吏往來，時間一長，和沛縣功曹蕭何、獄掾（yuan）曹參（shēn）等結成莫逆之交。由于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造就了他多謀機詐，富于謀略的特性。這些都有典型事例可證：
劉邦的政治謀略超過當時所有對手。千百年來一些史學家、小說家以及戲劇家都認為項羽是位英雄，劉邦的成功來自于其狡猾的天性與過人的運氣。但劉邦的成功，沒有半點僥幸和運氣，是憑著只有比人更多的努力和累積出來的實力，去擊敗項羽的。第一次滎陽對峙時，劉邦采用張良的建議，成功地結合了彭越和英布的力量，便已在戰略上取得了擊敗項羽的優勢。此后，劉邦統轄下的人口、軍隊、土地、糧食、物資日益龐大，項羽則日益縮小，勝敗之間早已決定。楚漢長期對抗時，韓信成功地攻下魏、代、趙、齊等地，彭越掌握了梁地，英布在淮南仍有豐沛人脈，加上蕭何統有的關中、漢中，劉邦陣營的實力已數十倍于項羽之上，項羽的敗亡，指日可待。劉邦能夠取得對項羽的優勢，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有正確的政治謀略。劉邦攻入關中，首先義釋秦王子嬰，顯示仁者風度。當時諸將勸說劉邦殺掉子嬰。劉邦不同意：“始（楚）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服，又殺之，不祥。”接著劉邦宣布廢除秦朝的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緩解百姓的苦難，收買人心。劉邦還宣布不接受關中百姓的犒賞。這三項措施一出臺，就爭得關中百姓的民心，“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對于“約法三章”后世有詩贊道：“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涼水，冷卻秦鍋百沸湯。”反觀項羽，為了報復秦朝，殺掉已經投降的子嬰，在關中燒殺擄掠，對這一全國經濟重心進行大肆破壞，民心盡失，其失敗是事之必然。
項羽敗亡時，曾作《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面對項羽的感慨，北宋人張耒在《項羽》以劉邦和項羽作對比，指出柔仁治國的道理：“沛公百戰保咸陽，自古柔仁伏暴強。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蓋世故應亡。”
四面楚歌劉邦的隨機應變能力極強。在鴻門宴上，與自大無謀、沽名輕敵、自矜功伐的項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劉邦的知人善用、老謀深算、能屈能伸。在“鴻門宴”上劉邦對項羽謙詞卑禮、能屈能伸。在危急時刻，知人善用，當知道項羽要擊破其軍時，他一再問張良“為之奈何”，并立即采納張良的對策。最后離席未辭，他擔心會引起嚴重后果，要張良樊噲拿主意，并采納樊噲“不辭而別”的建議。劉邦多謀機詐，很講策略。他能言善變，對項伯“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以“兄事之”，極盡籠絡利用之能事，對項羽極表臣服恭順之情，因而能起到麻痹、迷惑對方的作用。這些都表現了劉邦見風使舵，善于玩弄手腕的性格。當劉、項在廣武對峙，劉邦被項羽射中胸部時，為麻痹項羽，安定軍心，他忍著巨痛，故意捂著腳叫道：“虜中吾趾！”當韓信平定齊地，派使者請求劉邦封他為假（意即代理）王。面對韓信的無理要求，正被項羽圍困在滎陽城中的劉邦最初大怒：“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經過張良、陳平的小聲提醒，劉邦隨即醒悟，知道這時無法阻止韓信稱王，倒不如順水推舟，對韓信進行籠絡，就對韓信使者故意罵道：“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立即派遣張良為使節冊立韓信為齊王，并征調韓信部眾進擊項羽。
鴻門宴劉邦善于駕御部眾。劉邦深刻懂得了解帝王御人之術，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信任人才，使用人才，充分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但又暗中加以防范和控制。英布因受秦法被黥（刺面），又稱黥布。初屬項羽，被封為九江王，后歸劉邦，被封為淮南王。與韓信、彭越并稱漢初三大名將。后英布與項羽之間發生矛盾，劉邦聽從張良的計策，派謀士隨何游說英布，使其叛楚歸漢。楚派項聲、龍且攻打九江，大破英布軍，英布兵敗后從小路逃往了漢地。12月中，英布到達漢營，劉邦此時正在洗腳，一聽說英布到，不假思索便立刻召見他，這也是劉邦一向大而化之、不講繁文縟節的作風。但出身低微的英布，成名以后對于別人尊重自己與否最為敏感，他無法想像劉邦會在這種不正式的場合接見像他這么重要的諸侯，而且還在洗著那只“臭腳”。“士可殺不可辱”，英布對劉邦輕率的親和作風極為不滿，又想到自己已山窮水盡、虎落平陽，不禁掉下了“英雄淚”。于是他決心自殺，以明“不受欺侮”之志氣。但到達行館一看，又讓英布大為吃驚，因為所有的御帳，飲食，仆人，完全都和劉邦自己享有的一模一樣。顯然劉邦對待自己完全平等，并不以臣屬禮節相待，剛才輕率的接見，正表示劉邦視自己如同親兄弟一般，所以徹底免除了俗世之禮，又大喜過望。從此，英布成為劉邦陣營中的一員猛將，追隨劉邦剿滅項羽。漢王四年七月，劉邦立英布為淮南王。
對韓信，在蕭何的極力推薦下，劉邦興行盛大儀式拜封他為大將，讓他統帥軍隊獨當一面，充分發揮他的軍事才干。韓信平定齊地后，劉邦又冊封他為齊王。韓信因此對邦感激涕零。當項羽派說客武涉游說韓信脫離劉邦自成勢力時，韓信堅決不同意；“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同背）之不祥，雖死不易。”謀士蒯徹勸韓信與劉邦、項羽三分天下時，韓信認為：“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向利倍（背）義乎！”（《史記·淮陰侯列傳》）但即使韓信對劉邦無二心，劉邦曾兩度解除韓信的兵權。
劉邦與蕭何為布衣之交。劉邦為沛公，蕭何為丞，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劉邦為漢王，蕭何任丞相。楚漢戰爭爆發后，劉邦在前線作戰，蕭何鎮守關中，輔佐太子，將糧食、兵源不斷輸送到前線，劉邦“以此屬（蕭）何關中事”。劉邦當皇帝后，分封功臣時，封蕭何為酂侯（今河南永城市酂城鎮），并力排眾議，堅決將蕭何排在功臣中第一位。但即使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伙伴，劉邦也始終警惕。漢王三年，劉邦與項羽在京索間展開拉鋸戰時，多次派使節慰問丞相。蕭何還以為這是漢王的一番好意，他的謀士鮑生卻看出其中的問題：“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蕭何依計而施，果然博得劉邦的一片歡心。漢十一年，劉邦平定陳豨之亂；翌年，劉邦出兵進剿英布，這兩次大型軍事行動，劉邦都從前線派使者觀察蕭何的動向。蕭何在謀士的策劃下，不惜犧牲自己的品行，才免于災禍。但即使這樣謹慎小心，也難逃劉邦的算計。
劉邦具有極強的實際作戰能力。反秦以來，劉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戰爭中度過，其作戰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沒有說法。從他與項羽對抗百戰百敗來看，估計后世對此評價不高。劉邦得天下后，曾與群臣探討劉勝項敗的原因，推出了漢三杰論，在作戰能力上首推韓信。而韓信在與劉邦探討帶兵能力時，也只說劉邦不過能帶十萬兵，而自己則多多益善。從這個記載來看，韓信應該還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實想法里，劉邦可能連十萬人也帶不了。之所以要說這個數字，無非是要給劉邦留足面子。劉邦對此并不服氣，他說：“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韓信答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歷史沒有記錄下劉邦對此有什么響應，或者認可了這個評價，或者他對這個問題不想頂真了。于是造成了這樣一個后果，即在后人看來，劉邦的強項就是會駕馭人，其作戰能力則不值一提。但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其實際作戰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計。
劉邦善于聽從別人意見。《史記·高祖本紀》中還描述其個性如下：“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劉邦豁達大度，東漢名將馬援評價劉邦“無可無不可”，這些性格造就他不自以為是，承認自己的不足，能夠聽從部下意見。可以說劉邦的每一步成功都與他善于納諫有關。
劉邦采納張良的計策，派謀士酈食其、陸賈游說據守險阻要地武關的秦朝將領，誘之以利，乘機襲取武關，這樣秦都咸陽的東南大門洞開。當劉邦入據秦都咸陽，一進秦皇宮殿，對后宮里給皇帝享受專用的帷帳、狗馬、重寶、美女愛得不得了，又恢復了他風流天性，準備在宮殿中享樂一番。不過這個舉動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一進駐皇宮，即代表有企圖心想代替秦王朝之政權。雖然楚懷王在進軍咸陽前，有“先入關中者為王（關中王）”的約定，但在諸侯并起、天下大勢未穩定前，這種企圖心很可能會成為“眾矢之靶”——各集團群起而攻之的對象。樊噲、張良輪番勸諫。劉邦的最親密戰友，也是沛城時代的首席班底——樊噲提出了警告：“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
咸陽宮”樊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后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還灞上，無留宮中。”急于享樂的劉邦沒有聽從樊噲的意見，這時以客卿身份留在劉邦軍中的張良出面勸說：“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愿沛公聽樊噲言。”聽了張良的話，劉邦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收起貪圖享樂之心，回到灞水之濱扎營。
還有一條事例可以證明劉邦是大智若愚：《史記·高祖本紀》：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后，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余，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這是劉邦最后的政治遺言，也是他在《史記》上，留下來最誠摯、也最有遠見的話。劉邦個性豁達，有點大而化之，講話一向喜歡夸大，年輕時，蕭何便曾批評他：“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史記》上記錄他的大部分言行，均屬于這一類渲染夸大，一副不很認真的樣子。但從這些遺言中，卻可發現劉邦才智過人，他對每位部屬觀察得頗深入，分析上也很有道理，這或許便是韓信所稱劉邦有善于將將的天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