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遠遷500公里外

　　2014年10月30日，淅川縣移民局副局長梁占佩講話講到一半突然嘆了一口氣，在高高堆起的移民材料夾縫中，他沉默良久說了一句，“如果你也在移民現場，你就能體會移民不容易了。”

　　“還是得走啊，北京渴。”75歲的淅川沿江村移民吳德功說。

　　實際上，不止北京渴。包括河南、河北、山東及京津在內，淡水資源都匱乏。

　　根據淅川縣政府的資料記載，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修建丹江口水庫開始，淅川縣內總共20.2萬移民歷時20年，先后分6批遷往青海、湖北、河南三省七個縣市。在這20年時間里，上漲的江水淹沒淅川縣362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我國，這樣規模的移民是極其罕見的，村民都不想走啊，很多人都是水上來了，就往高處挪，重新建房。現在讓村民放棄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其中的艱辛和淚水，可以說是非常悲壯。”梁占佩說，在淅川的移民中，有約三分之一的移民已經是多次搬遷，許多人的一生，都貢獻給了南水北調工程。

　　為了保證南水北調的蓄水量，丹江口水庫的水位預留到了170米，按照部署，淅川縣于2008年12月啟動最近一輪的移民工作，16.4萬人將在2年多的時間內搬遷完畢，其中，最遠的，將搬到500多公里之外的新鄉市輝縣。

　　每人都有“移民”經

　　75歲的吳德功，腳步有些哆嗦，他的視線有些模糊，已經開始看不清較遠處的光景了。在太行山腳下的沿江移民新村家里，他跪在地上，用手將剛剛洗過的麥子抹開，“我抹了一輩子的麥子，一輩子都在移民。”

　　根據淅川縣移民局資料記載，1959年3月至1960年5月，淅川先后移民22342人，分別前往青海黃南、貴南和海南三個自治州，其中，第一批支邊青年8808人，第二批家屬14334人，其中大部分人后來返鄉。吳德功就是支邊青年中的一個。

　　李進群關于青海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對他來說，真正意味著顛沛流離的，是1966年開始的那次移民。

　　梁占佩介紹，1964年丹江口水庫恢復施工，蓄水位上升，移民工作再次啟動，其中除了在縣城內投親靠友的，有3批移民搬遷到湖北省，其中，1966年第一批10973人搬往湖北荊門縣。

　　經過四五天的顛簸，吳德功一家來到了湖北荊門市利明村。吳德功說，荊門地區是水田，和老家的旱地不同，種植習慣難以適應，飲食也存在差異，而最難的，是無法融入當地。

　　吳德功心想，不如回家開荒山，他將房子扔了，卷起鋪蓋，舉家坐船回到沿江村。由于無錢蓋房，吳德功用干草堆成人字形，將床放在草堆之下，春夏秋冬，全家人守著荒山，在草堆之下睡了2年。

　　后來經濟好轉，在草堆原地，吳德功蓋起了土坯房，一家人總算有了擋風的居所。

　　2011年，淅川縣移民重新啟動，吳德功又舉家搬遷了，這次，他搬到了500多公里外的輝縣。

　　永別故土暗自流淚

　　在經過漫長而艱難的疏通工作之后，淅川縣16.5萬計劃移民中，絕大多數人簽署了移民同意書。個別的“釘子戶”也在最終被說服，同意簽字。簽字之后，對于移民來說，就是收拾家當，扔了房子，起身告別了。用移民干部、淅川縣上集鎮司法所所長王智紅的話來說，“看到眼淚，一下都明白了。”

　　王品蘭也清楚地記得2011年6月離別將至的那段日子，連續幾個夜晚，村里移民家家戶戶幾乎燈火通宵亮著，孩子們抵擋不住睡意，大人們則點算著家當，相互攀談著，男人抽著煙，商量著去了新家，土地性質改變，人生地不熟，如何操起謀生的行當。女人有的想起就此和故土永別，暗自抹淚。

　　移民開始新生活

　　在2年多的時間里，淅川縣16.5萬移民悉數搬完了。移民后期發展工作，成為移民之后有關部門的重中之重。2013年，沿江村所在的社區總投資規模近22億元。吳德功一家4個戶口所分得的約5畝土地，也都承包了出去，為企業租賃生產。

　　而到了新家的村民王品蘭，無法繼續擔任小學教師，她首先在一家超市謀得一份職位，不久后又到縣城開了一家服裝店，“但是離家太遠，也沒太賺錢。”

　　今年6月，王品蘭將服裝店關了，花了3萬元，同時獲得鄉鎮支持的貸款，承包村里的一處農場，引進羊只，最近，她正在學習羊只疾病防治技術。

　　記者在短時間內走訪柴溝新村、劉樓新村、倉房新村、沿江新村、胡坡新村等近十個移民村，平日，村中年輕人多數在外打拼，同時村中也都紛紛發展起集體產業，蔬菜大棚、牛羊廠、菌菇大棚等在各村均可見到，柴溝新村更是發展起生態產業鏈，在有關部門資助下村集體養起牛羊，同時修建沼氣池，利用牛羊糞便發酵，村民已經用上了沼氣，糞便殘余則變身為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