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子琦

　　元好問長期居住在豫西南，他深刻意識到金末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作為縣令，他主觀上希望能夠解除百姓的痛苦，緩和社會矛盾。但事實上，當時縣令的首要任務就是催租，如他在《內鄉縣齋書事》里就寫出了他的矛盾心情：“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饑鼠饒床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陵老使君。”

　　元好問上任后三個月，對自己沒法施惠于百姓，還要催租征科而感到內疚。他在下鄉夜宿菊潭時，與百姓交談，勸交“星火急”的軍租，切勿招來鞭撲之苦。在《宿菊潭》一詩中寫道：“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切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厘。汝鄉之單貧，寧為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斗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荒饑。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撲傷汝肌。傷肌尚可云，夭閼令人悲�！�

　　在注重體察民情，關心群眾疾苦方面，內鄉至今仍流傳著元好問看對子的故事。有一年春節前，元好問信步走出縣衙，欣賞千家萬戶貼的新春對聯，不覺走出北城門。在三里橋，他看到一副對子：“是親戚是朋友助我過年，是冤家是對頭登門要錢”。橫批是：“白進紅出”。這家人住著三間破草房，往屋一看，嚇人一跳，當堂坐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持刀怒目。元好問叫人到屋里看個明白，屋里空蕩蕩，里間有個年輕婦人正在啼哭，那青年見來一伙生人，連招呼也不打。跟隨元好問的班頭喝道：“大膽刁民，縣太爺到了，還不上前迎接！”那青年聞聽，立刻扔下鋼刀，“撲通”一聲跪在元好問面前，那婦人也從里間出來跪下。夫婦倆連連叩頭，訴說苦處。原來這青年姓趙名郎，妻子錢氏，他們本有一點家產，只因父母染病一年多，年前雙亡，家產耗盡，眼看年關逼近，衣食全無，可要賬的擠破門。趙郎情急生智，一怒之下寫出這副對子，臘月二十就把對子貼出去，持刀當堂迎門而坐。這招也真有效，要賬人誰還敢登門要賬。

　　元好問聽后深表同情，令趙郎拿出文房四寶，提筆寫了一副對子：“冤有頭債有主欠賬應還，素不識交朋友登門送錢”，橫批是：“苦盡甘來”。寫罷贈給趙郎十兩銀子。趙郎千恩萬謝，感激不盡。

　　元好問對內鄉百姓懷有深厚的感情，在內鄉任職五年間，他廉明善政、體恤民情、扶民渡難、勞扶流亡、不負皇命、樂于助民。他的詩句“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就是他為官的真實寫照。所以，在他離任時，內鄉百姓攀轅臥轍、挽留不舍。多年后，他仍難以忘懷，在《九日·讀書山》中寫道：一別半山亭，回頭十余年，江山不可越，目斷西南天。

　　由于戰亂，天興二年(1233年)，元好問被元軍俘虜，從此開始了遺民生活，他先后被元軍羈押于山東聊城、冠縣。于第二年夏秋之間回到闊別二十余年的故鄉忻州。此后二十余年，他筑于家，專事著述，成為我國散曲的創始人、金元時期最杰出的文學家。他一生詩作達1000多首，他的詩被稱為“金元之冠”，大多收集在《遺山集》。他也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社會活動家。金亡以后，中原文明遭到破壞，他以文壇領袖的地位，廣泛結交社會各界人士，為振興文化教育事業奔走四方。為保護中原人才，弘揚傳統文化，三次上書元朝宰相耶律楚材，兩次覲見忽必烈等，為促進元初政權漢化進程起到了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