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子琦
元好問長期居住在豫西南,他深刻意識到金末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作為縣令,他主觀上希望能夠解除百姓的痛苦,緩和社會矛盾。但事實上,當時縣令的首要任務就是催租,如他在《內鄉縣齋書事》里就寫出了他的矛盾心情:“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饑鼠饒床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陵老使君。”
元好問上任后三個月,對自己沒法施惠于百姓,還要催租征科而感到內疚。他在下鄉夜宿菊潭時,與百姓交談,勸交“星火急”的軍租,切勿招來鞭撲之苦。在《宿菊潭》一詩中寫道:“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切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厘。汝鄉之單貧,寧為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斗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荒饑。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撲傷汝肌。傷肌尚可云,夭閼令人悲!
在注重體察民情,關心群眾疾苦方面,內鄉至今仍流傳著元好問看對子的故事。有一年春節前,元好問信步走出縣衙,欣賞千家萬戶貼的新春對聯,不覺走出北城門。在三里橋,他看到一副對子:“是親戚是朋友助我過年,是冤家是對頭登門要錢”。橫批是:“白進紅出”。這家人住著三間破草房,往屋一看,嚇人一跳,當堂坐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持刀怒目。元好問叫人到屋里看個明白,屋里空蕩蕩,里間有個年輕婦人正在啼哭,那青年見來一伙生人,連招呼也不打。跟隨元好問的班頭喝道:“大膽刁民,縣太爺到了,還不上前迎接!”那青年聞聽,立刻扔下鋼刀,“撲通”一聲跪在元好問面前,那婦人也從里間出來跪下。夫婦倆連連叩頭,訴說苦處。原來這青年姓趙名郎,妻子錢氏,他們本有一點家產,只因父母染病一年多,年前雙亡,家產耗盡,眼看年關逼近,衣食全無,可要賬的擠破門。趙郎情急生智,一怒之下寫出這副對子,臘月二十就把對子貼出去,持刀當堂迎門而坐。這招也真有效,要賬人誰還敢登門要賬。
元好問聽后深表同情,令趙郎拿出文房四寶,提筆寫了一副對子:“冤有頭債有主欠賬應還,素不識交朋友登門送錢”,橫批是:“苦盡甘來”。寫罷贈給趙郎十兩銀子。趙郎千恩萬謝,感激不盡。
元好問對內鄉百姓懷有深厚的感情,在內鄉任職五年間,他廉明善政、體恤民情、扶民渡難、勞扶流亡、不負皇命、樂于助民。他的詩句“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就是他為官的真實寫照。所以,在他離任時,內鄉百姓攀轅臥轍、挽留不舍。多年后,他仍難以忘懷,在《九日·讀書山》中寫道:一別半山亭,回頭十余年,江山不可越,目斷西南天。
由于戰亂,天興二年(1233年),元好問被元軍俘虜,從此開始了遺民生活,他先后被元軍羈押于山東聊城、冠縣。于第二年夏秋之間回到闊別二十余年的故鄉忻州。此后二十余年,他筑于家,專事著述,成為我國散曲的創始人、金元時期最杰出的文學家。他一生詩作達1000多首,他的詩被稱為“金元之冠”,大多收集在《遺山集》。他也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社會活動家。金亡以后,中原文明遭到破壞,他以文壇領袖的地位,廣泛結交社會各界人士,為振興文化教育事業奔走四方。為保護中原人才,弘揚傳統文化,三次上書元朝宰相耶律楚材,兩次覲見忽必烈等,為促進元初政權漢化進程起到了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