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大學校長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為在短期內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學的管理太復雜了”、“大學校長不但要承擔學術、行政、人事等各種管理，還要應對來自外部的管理”……昨天在復旦大學舉行的大學校長聯誼會上，來自國內9所頂尖高校的校長們面對“內部管理”這個主題，大嘆苦經。
有多少干預讓大學校長不堪重負
“大學的任何內部治理，都應該以提高學生培養水平為主。我看過哈佛大學哈佛學院院長寫的《大學所有者手冊》，覺得上面寫的7大守則有些很有道理，比如‘有知識的人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但是在目前的體制下，這項原則肯定會引起誤解，因為更大的發言權就意味著不是人人平等。再比如‘有意識地去杜絕利益沖突會改善決策質量’，但真要這樣去實踐，真的很難。”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教授說起自己的大學管理經驗別有感觸，“不僅學校外部對學校的行政干預太多，學校內部行政對學術的干預也太多。”
就以每年的招生為例：像清華大學這樣的學校都很難按照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做出決定。顧秉林舉了個例子：當初要求清華大學成立軟件學院時，清華當年的招生指標已經滿了，但學校突然接到有關方面的通知，要求兩天內開始軟件學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滿500個學生，此后連續3年都要招500個學生。學校向有關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額改為了60人。“可見學校內部的治理，也需要不斷求得與外部管理之間的協調和溝通。”
校長要應對外部的管理，而在學校內部也不能省心，因為行政對學術事務干預過多導致了權力錯位。顧秉林稱：“學校一個部門的辦事人員遇到教授來辦事，通常馬上會給教授回復：這個是校長說的，那個是副校長說的，都不能辦。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大學校長都很累的一大原因，因為中國的大學沒有明晰的決策方式，很多事情都要開會討論。如果大學內部有了合理的規則，校長們不那么累了，就說明學校治理好了。”
有多少“牛人”壟斷學術資源
“雖然現在都提倡要給專家學術權力，但實際上學術也是分層的，有些專家話語權比較大，有些專家話語權比較小，制訂規章制度時如何來避免這樣的問題，這一點也顯得很重要。”南京大學副校長呂建教授談大學內部治理，顯然更關注大學的學術環境。
“現在評價大學的GDP式指標，不僅增長過快，而且受到過度重視，這給大學的學術環境帶來了很糟糕的影響。”呂建坦率地說，“我們現在評價大學的指標有兩大類，一類是追隨著國際頂尖大學的指標；還有一類就是GDP式的評估指標，比如得了多少個國家獎，SCI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等。其實這種GDP式指標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大學本身就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太過看重，反而會影響大學對學術的追求。”
西安交大校長鄭南寧教授說：“大學的現狀是，行政部門掌握了大量的學術資源，分配卻不夠透明；個別學術‘牛人’壟斷學術資源，又使得‘學術自由’演變為個人的‘行為自由’，中國大學目前缺少的，就是這方面的政策和法規約束。”
有多少老師從教是為理想和興趣
“一些教師不是為了追求理想和興趣來到高校，個別教師甚至跨越良知的底線，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都是中國大學發展到今天面臨的從未有過的局面。”西安交大校長鄭南寧教授提出，師生價值觀的多樣化，使大學的內部治理也面臨難題。
鄭南寧稱，如何使大多數稱職的教師能不受外界的誘惑和干擾，體面生活，潛心研究，進行創造性思考和探索；學校如何找到理解大學文化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專職非學術型領導，一直是他在琢磨的問題。“行政管理與學術管理混為一體，師生交流不多，師生關系漸行漸遠，學生對教學時有意見——這些都是大學管理中不得不解決的問題。”
“清華大學的學生原先平均成績是70多分，后來變成80多分，現在變成了90多分。”顧秉林教授說，“現在要求大學以學生為本，重視人才培養，于是大學都開始重視學生對老師的評價，甚至把學生對老師的評估作為重點內容。這導致一些教師從對學生嚴格要求變成放縱。以學生為本難道就是僅僅重視學生評教？這簡直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有多少教育問題必須馬上決策
“我當校長20個月，勝過我讀20年書，目前學校的管理有不少漏洞，解決這些漏洞只能通過‘法治’。”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說，“正是因為沒有完善的管理大學的章程，使得大學校長在管理大學時，經常要冒各種各樣的風險。其中包括經濟利益上的風險、法律層面上的風險，甚至還有道德和名譽上的風險。”
楊玉良教授最近讓校辦查以前的大學管理條例，發現有1000多個需要廢除，因為大多數已經過期。“為什么有1000多個過期條例呢？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大學章程。應對一個情況就出一個條例，執行也要靠領導班子，顯得很不規范。”他認為，治理大學學術是第一位的，但是往往人們在面對一件事時，未必能把學術放在第一位，因為缺乏合理的法規和制度。
楊玉良教授提出：“大學在內部管理和決策上還是要保守一點——每當你想到大學的某個舉動和決定，會對學校甚至社會產生10年、20年的影響，你還會覺得我們有那么多事情一定要今天或者明天馬上做決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