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職院校工作不到一年,我便提出了辭職,全國上千家高職院校,良莠不齊,也許我的經歷只是一個特例。找工作有如女孩子出嫁,遇到一個好的婆家,是自己的福分。
教學成了最不重要的事
剛到學校時,一開始談我們的住宿問題,人事處說:“單身教工宿舍會有的。”等我們真正報到后,卻只能在校外自己租房。我所在的城市也是一線城市,我們租房的地方與北京唐家嶺“蟻族”居住的地方類似,是政府給農民建的拆遷房,大學生、農民工是合租主體,學校并沒有給我們相應的租房補貼。和其他學校的“青椒們”相比,我們的確慘了點,學校對我們太過冷淡,而領導們好像一次也沒公開提到這點。
如今在高校,行政管理與教學早已分開,我們學校卻逆流而上,新來的專職教師除了教學之外還要擔任輔導員工作。有研究生學歷的要做滿3年輔導員,如果考核不合格,就再做3年。領導說這是對年輕人的鍛煉,同時也是評副高職稱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們在做了一段時間之后感覺這種制度存在著很多弊端,學生管理工作耗費了我們大量的精力,影響到了正常的教學,好像教學成了最不重要的事。
高職院校教師的課時本來就多,基本課時為10節,再加上領導出臺“節約”政策,不請外聘教師,課程全部由年輕人消化,我一周要上到20節課。最多時,要同時上4門不同的課,備課量比較大。此外,什么瑣事都會有,經常會收到領導短信通知,要處理什么、統計什么、填什么表格,當天中午之前務必交上去。學校的會議都喜歡放在中午開,教研會、輔導員會、黨員會議、系部大會,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幾乎被會議占滿。因為會議多,中午沒時間休息,下午1:30還要繼續上課,頭暈乎乎的。因為課多,許多年輕教師的嗓子發炎、干咳、甚至沙啞。
管理混亂讓年輕教師摸不著頭腦
學校的“官本位”現象很嚴重,許多事情都是領導一個人說了算,年輕老師的地位最低,沒有任何發言權。而且,面對領導的威嚴,也不敢發言。最關鍵的是,領導的想法讓人摸不著頭腦。比如,學校本來規定學生一周只要兩天穿校服,也堅持實施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某天說變就變,領導說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全部穿校服。結果,我在班上通知的時候,學生嘩然一片,“老師,我們就一身校服,怎么換洗啊?”我無語相對。
領導不按常理出牌的另外一個結果是,我們系里有兩位教師暑假開學后又要做輔導員了,他們兩位之前都做過一輪5年的輔導員,也沒人說他們上一輪的輔導員考核不合格。雖然學校規定做滿3年就不用做了。但是,規定也是人定的,可以隨時變動,學校又不招新的專職輔導員,只能靠系部專職教師自己解決。即使你不情愿,也只能把想法咽進肚子里。這種沒有規律的思維方式,令我們擔憂,誰知道將來我們要做幾輪輔導員?
輔導員的工作實行坐班制。一天到晚都要呆在學校,圍著學生轉。學校一切對輔導員問責,導致輔導員事無巨細,工作起來沒有邊界,比保姆還保姆,什么都要管,是個特別費神的差事。系里規定輔導員每天早上上課之前都要進班巡查,查遲到,查早自習,查校服,簡直就是后高中時代。班上有學生遲到被抓,我的名字也會與學生的名字都上花名冊,打印出來送到各個系部,開輔導員會議的時候點名,然后領導要我去批評教育遲到的學生。
班上有學生遲到是輔導員監管不力,學生不穿校服是輔導員貫徹學校校規不夠,學生逃課是輔導員工作沒做到位,學生夜不歸宿輔導員要了解情況、做出批評,而且要上報情況說明。學生不是機器,我們按個遙控器就聽我們的,教育是最復雜的事情,而領導動輒就要批評的工作作風,無形地造成了一個緊張、壓抑的工作環境,讓我們每天都頂著壓力。
學校還保留著部分5年制高職,課堂像是集市,來來往往,吵吵嚷嚷,大部分人不愛學習,坐也坐不住,一定要講話、聊天、玩手機。我第一次去上課,他們在下面吵吵鬧鬧,說臟話、打游戲、隨意走動、上廁所。這樣的課堂我真不知道如何控制。學校教學督導時不時站在后門檢查教學情況,要詳細地記錄:某某教師上課,班上幾個人睡覺,幾個人在玩手機,幾個人在梳頭照鏡子,幾個人跑去廁所。然后打印出來,通報到各個系。許多老教師上課對學生吵鬧都沒有辦法,新教師就更別提了,反正大家都是熬,期待學生盡快畢業,以后不要再招收五年制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么去順應學生,要么盡快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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