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過去了，我們還是沒能要到一分錢。我們只有再次懇求黨報給予幫助，幫我們早日要回自己的血汗錢。”
1月21日，原陽縣官廠鄉李興唐村三組農民孫建正再次來到本報，反映了他和一幫農民工兄弟，在鄭州市惠濟區花園口鎮大廟村從事以勞務為報酬的工程施工，被拖欠13萬多元工資，長達兩年多要不回來的遭遇：
2012年8月到10月底，我們13個農民與一個叫朱保金的簽訂一項施工協議，完成了鄭州市花園口鎮大廟村三組安置房混凝土房基3萬平方米的施工工程。后知該工程屬河南瑞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祥)經大廟村委等層層轉包的。發包方應是惠花公司，惠花公司將工程包給了瑞祥，瑞祥又包給了大廟村，大廟村又包給了三位弓姓村民，三位村民又包給了朱保金，朱保金才包給了孫建正。并約定完工后一周內全部結清工資，還訂立了罰則。
工程結束后，我們向朱保金要剩下的工資。他只給一張13萬多元的欠條，說瑞祥沒給錢，讓等。誰知這一等就是兩年多。
兩年多來，朱保金一直拖著不給，后來干脆聯系不上人了。河南日報為此兩次刊文監督。
我們找律師，律師說我們的問題屬于農民工工資。在惠濟區法院立案時，只能起訴朱保金。朱保金未到庭應訴，法院缺席判決“朱保金支付原告工資款137852元，并自2013年4月29日起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至付款之日止。”但由于朱保金失聯，我們沒有見到一分錢的工資不說，還搭進去了案件受理費3057元以及公告費520元等。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判決書的時間寫著2014年10月29日，而我們的簽收時間卻是今年年初。
拿著判決書，我們更迷茫了，這是個層層轉包的工程，我們的工資該向誰要？
兩次監督及轉函，杳無音信
2013年6月，記者曾將孫建正的反映材料轉請惠濟區政府辦公室妥處，但一直沒有任何消息。
2013年10月11日，本報刊發“來函照登”《何時能要回我們的血汗錢？》，記者曾電話聯系朱保金，朱當時的態度比較積極，孰料隨后再與朱聯系，他不是關機，就是不接。
2014年4月16日，本報再次刊文《“誰能幫農民工要回血汗錢？”》，以輿論監督征詢意見函轉請惠濟區政府有關部門妥處，仍石沉大海，毫無消息。
惠濟區有關部門說，處理情況“肯定是脫節了”
從2014年12月底到今年1月19日，記者多次聯系惠濟區的有關部門，詢問本報兩次監督報道的處理情況。1月16日下午，區委宣傳部新聞科連科長接受記者的采訪并協調有關部門給予答復。1月19日，有關部門的一位同志說，區委、區政府收到了河南日報的轉辦函，已轉花園口鎮政府調查處理，至于沒給報社回復處理結果，肯定是“脫節”了。
隨后，花園口鎮組宣辦的白主任在2015年1月19日給記者發來“關于河南日報刊發《誰能幫農民工要回血汗錢》報道的情況回復”。
該“回復”稱：經查，大廟村臨時過渡房工程的承建方瑞祥公司將該工程承包給了包工頭朱保金，工程施工期間朱保金已多次以打借條的方式向瑞祥公司結算工程款，對于最后的工程結算，由于包工頭朱保金失聯，至今未能進行。
孫建正是包工頭朱保金手下的農民工，朱保金曾給孫建正打有一張欠條，朱保金失聯后，孫建正與祥瑞公司聯系要求發放工程款。但由于瑞祥公司與農民工孫建正未簽訂任何協議，因此不能直接與其進行結算。
經鎮政府協調，瑞祥公司愿意與包工頭朱保金當面對工程款進行結算。如果有剩余工程款，會現場給予結清。至于孫建正和朱保金之間的糾紛，鎮政府建議孫建正向公安部門報案處理，追究朱保金法律責任，鎮政府將給予全力配合。
“脫節了”背后的沉思
兩年多了，從市到區再到鎮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艱難的討薪“馬拉松”一直在原地打轉。孫建正說，討薪過程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感覺自己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
實際上，朱保金也并非真正的失聯。1月21日晚，記者撥打孫建正提供的朱保金及其父親的4個手機號碼，朱保金的3個不是關機就是停機，而朱保金父親的電話接通后，直言聯系不上自己的兒子。
采訪中，相關人士說“勞動得報酬”、“欠債還錢”是最基本的社會常識。那么為啥會發生欠薪？在農民工討薪問題上，一些政府部門履職不到位，對用工單位監管乏力是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國家曾規定建筑單位在施工前要繳納一定的墊付工程款，施工中不允許分包。但實際上違法轉包、層層分包現象十分普遍。并將工程分包給不具有法人主體的“包工頭”，一旦有了問題，不是一推再推，就是一逃了之。
孫建正期待著這場討薪“馬拉松”盡快結束，讓自己和其他農民工兄弟過上一個祥和快樂的春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