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7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江西省政協副主席許愛民被開除黨籍并被取消副省級待遇，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其“罪狀”之一便是“弄虛作假，騙取‘中國陶瓷藝術大師稱號’榮譽”。而在1月9日，景德鎮陶瓷學院原黨委書記馮林華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中國經濟周刊》此前報道，其獲得的“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稱號就被懷疑是權力運作的結果。
3月4日，在景德鎮工作生活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樂天陶藝社社長鄭祎接受媒體采訪時，痛揭景德鎮陶瓷行業亂象，稱陶瓷領域 “大師”時下滿天飛，表示其將在全國兩會期間建言取消中國陶瓷藝術領域的“大師”評選制度。
“這些人沽名釣譽的根源，不是為了鈞瓷、汝瓷等中原古瓷文化的傳承，而是為了追求社會地位，拉高他們的產品價格。”禹州市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毫不諱言。
而在“大師”滿天飛的背后，是河南古瓷“中興”面臨的略顯尷尬的局面。
河南古瓷行業“內耗”嚴重
“汝、鈞、官、哥、定”宋代五大名窯，河南占其三。
“河南古瓷始于唐，盛于宋，衰敗于明清，先后有25個市縣發現319處古代瓷窯遺址，位居全國古瓷窯遺址數量之首。”河南收藏家協會副會長王安樂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而在古瓷復興過程中，鈞瓷當先。
“1956年，周恩來總理批復恢復鈞瓷生產。禹州作為鈞瓷主產地，先后有了一廠、二廠、國營廠、東風廠，陸續開窯燒瓷。”原禹縣（禹州市前身）鈞瓷一廠廠長、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鈞瓷燒制技藝代表性傳人李欣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1994年，新型窯爐氣燒方法的突破性創新，破解了上千年的鈞瓷‘十窯九不成’的魔咒”，“現在，大小鈞窯企業已發展到200多家”。
而2004年，國家質檢總局通過“汝瓷地理標志產品”評審后，汝州市的汝瓷窯爐快速發展到50多家，當地政府也將該市定位于“汝瓷之都”，極盡支持之能事。
然而，河南的古瓷“中興”也開始涉足“深水區”。
“目前真正的宋代汝瓷，全球僅有70多件。因為稀少，才有‘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瓷一片’一說。但是有些廠家正是看準了這一點，刻意仿造，去騙錢。”王安樂表示，這背后是“行業標準的缺失與政府監管的缺位”。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政府的確疏于管理，“誰都可以建窯、誰都可以燒”，交易更是無章可循。目前，包括鈞瓷、汝瓷、洛陽唐三彩在內的河南古瓷行業，至今沒有一套完善的行業經營管理規范，及窯爐建設標準。“寧做雞頭，不做鳳尾”、“行業內互相鬧不團結”是河南古瓷“中興”的另一大障礙。
“禹州（鈞瓷行業）這邊還好一點，汝州（汝瓷行業）那邊更糟——可以說是‘一個槽上拴不住兩犟驢’。一些企業之間甚至在公眾場合，含沙射影，互相攻擊。”何杰如此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描述行業間的“各自為戰”與“貌合神離”。
開封作為“官瓷”的發源地，“內耗也很嚴重，已經有人因為申請瓷藝技術專利，互相間沖突而被迫跑到北京去發展了。”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如是感嘆。
河南省陶瓷藝術委員會名譽會長劉合心建言，河南古瓷“中興”，應首先從兩個方面破題，“大的困境是，一方面行業協會過多，可以說是‘九龍治水’，協會沒有約束權，話語權自然也就流于形式，發揮不了作用；另一方面，河南古瓷雖然已成為地方名片，但從省級到市級相關職能部門，缺少扶持政策和資金支持。”
此外，劉合心還建議，河南應向景德鎮學習，積極發展陶瓷職業教育，大力培養和建設人才團隊。“現在的工藝技術大都是建立在之前的認識上，陶瓷從業者多年齡偏大，有不少人是從日用瓷轉行來的。年輕人因為缺少培訓、學習，在審美、設計等流程環節，能否跟得上現代人的審美觀點，也是影響行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調查發現，河南的古瓷領域，事實上“自救行動”已不鮮見。
早在2010年，孔家鈞窯便悄悄開始生產“古瓷生活用品”——中原壺鈞瓷茶具，由觀賞器具向生活器具轉變。而從業25年的陶瓷藝術大師郭愛和，則研制出了500多種發色穩定的釉色，使“三彩”真正成為了“多彩”。為了解決古今三彩釉色不可控帶來的創作困擾，他還用精確的成分配比調整流動系數和窯溫管控，基本實現了釉色流動自主控制，開拓了“三彩窯變”的全新領域。
此外，一些企業也在積極對接資本市場。據禹州市政府《2015年產業提升活動工作目標及措施》披露，該市計劃抓住證券發行注冊制改革機遇，加快“大宋官窯（河南大宋官窯瓷業有限公司）”的上市步伐，力爭成為國內首家上市陶瓷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