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古城，緊鄰丹江口水庫，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干渠的渠首城市。2005年，國家文物局正式啟動丹江口庫區文物搶救發掘工程。之后，全國各地文物單位、考古人員奔赴南陽，對這片楚漢文化古地之下的文物進行搶救性發掘。

　　2013年8月，南陽市淅川縣淹沒區的116處文物點的發掘工作完成，5萬余件文物出土面世。

　　如何安放這些歷史“記憶”，給南陽以后的文化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站在倉房鎮沿江村岸邊，滿眼綠水，目光企及的水面邊緣，有幾條起伏、斷續的暗線。李聰說，那便是掩埋著文物的一座座小山。

　　從2005年開始，淅川縣文物研究所所長李聰去過那些山頭無數次，每次最少待兩三個月。和許多從全國各地奔赴淅川的考古隊員一樣，李聰的工作是在南水北調通水前，將庫區有價值的地下文物發掘出來。

　　經過半個小時輪渡，便可到達小山，“水又漲上了不少。”李聰指著水邊，一道像山脊一樣的土梁從岸上延伸至水下，“那是一個楚墓墓坑的邊緣，出土了很多陶器。”

　　普查

　　考古人員調查時，發現老百姓家里蓋豬圈的磚都是宋代的

　　李聰把考古人員在淅川的文物發掘比喻成一場歷時8年的賽跑，“和工程賽跑，和自然環境賽跑，和盜墓賊賽跑。你一慢，水上來了，東西就有可能發掘不出來，或者被人偷走。”

　　2003年至2004年，國家文物局對丹江口庫區172米淹沒線以下區域進行文物普查，共統計文物點169處，確認有價值的文物發掘點116處，占中線工程河南段文物發掘點總量的近一半。

　　南陽市文物局局長赫玉建能體會到李聰的緊張感。事實上，為了這場賽跑，基層的考古單位對南陽地域范圍內的文物普查開始得更早。

　　“2003年以前，南水北調的路線還未確定，但丹江口水庫建設時，作為庫區的淅川就是一個主要的淹沒區，淹沒面積大。而這個地方自古便是文物重地，水起水落都對文物保護影響巨大。”赫玉建回憶，對淅川的提前普查時間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那是丹江口水庫的建設時期，著名的王子午鼎就在那時被發現。”赫玉建回憶，當時人們的文保意識薄弱，考古人員調查時，發現老百姓家里蓋豬圈的磚都是宋代的，“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淅川的地下文物確實豐富。”

　　而消失的“龍城之謎”，至今仍是考古學界的遺憾。

　　根據淅川縣有關史料記載，位于該縣李官橋鎮外四五里地，有座土城墻，四四方方圍起來，能顯出城的輪廓，當地老百姓把這里叫“龍城”。專家分析，春秋時楚國建都丹陽，就在淅川，很可能就是龍城。

　　1973年水庫蓄水，龍城被淹沒于水下。此后幾年，淅川遭遇兩次大旱，24座楚墓在當時被發掘出來，轟動全國。“龍城”的城墻也在那一時期兩度露出水面，引得考古人員隔水相望。

　　“現在人們文保意識強了，政策、技術都支持，不應該讓這樣的遺憾再發生了。”赫玉建說。

　　發掘

　　七八個人帶著干糧，直飲江水，搭起帳篷，日夜清理墓坑

　　在多次復查后，2004年，南陽市成立了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市文物局、古建所、考古所、淅川縣文化局等負責丹江口庫區淹沒區及干渠沿線的文物管理工作。

　　賽跑正式開始了。

　　惡劣的自然環境是文保工作者們面臨的第一個考驗。“發掘工作一般都在9-10月份以后，水位下降，人才能上山。”南陽市考古所的考古人員喬保同說。

　　2006年，喬保同曾參與淅川東溝長嶺墓葬的發掘，“墓葬就在丹江邊上，水位降至130米時，山頭才全部露出水面。”發掘點距離當地村民聚居區較遠，為了節省時間，喬保同一行七八個人帶著干糧，直飲江水，搭起帳篷，日夜清理墓坑。他們在水邊立起長桿，隨時注意水位的變化，“一旦遇到下雨漲水，人員就得撤離，塌方了可了不得。”

　　當頭的烈日考驗著考古人員的身體極限。沒有遮蔽的山頭，溫度有時高達40攝氏度，“七八個人的隊伍只能分成兩組，一組人工作，另一組泡在水里消暑，20分鐘以后，兩組互換。”

　　除了惡劣的環境，考古隊員還要隨時與盜墓賊周旋。2006年10月，喬保同在東溝長嶺發掘時，趁閑暇搭船和同事往3公里外的徐家嶺開去。

　　上世紀90年代初，徐家嶺發掘過10座春秋戰國楚墓，曾被評為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此后，專家們分析徐家嶺已沒有古墓葬。因此，此地未列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搶救點。

　　沒想到，本是純粹抱著“去參觀經典”的心態，喬保同幾人卻在徐家嶺一片耕地附近，發現了一個直徑近1米、深13米左右的盜洞。

　　“這里肯定還有東西。”幾人趕緊報案。第二天凌晨，3名男子登岸正打算盜墓時，被埋伏的民警控制。

　　同年11月，考古人員對該墓葬進行挖掘，出土50余件青銅器，其中光禮器就有20多件，包括標志墓主人身份的青銅鼎和帶有銘文的小口鼎等器物。最終，該墓葬被確認為戰國早期的貴族墓，“對研究古文字、器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差點就落到盜墓賊手中了。”喬保同至今仍覺得“懸乎”。

　　保護

　　發掘后的文物保存仍待解決，一些青銅器的保存需要溫度和濕度條件

　　這場保護歷史記憶的“賽跑”，終于在2013年8月到達終點。116處文物點，30萬平方米，5萬件文物，這些數字令南陽市的考古人員感到欣慰，但接下來如何保護這些文化遺產，成為南陽甚至整個河南省文物單位面臨的挑戰。

　　今年7月，淅川縣一個偏僻的6層小樓，數萬件文物暫時安放于此。這里是庫區文物的整理基地，6個攝像頭和幾批巡護員看守整座小樓。一層的一間毛坯房中，十多個整理架上擺放著粘好的陶器，每個架子上都標示著發掘單位，從駐馬店考古所到武漢大學再到中科院。后期，來自全國的考古單位都將在這里進行一部分庫區文物的修復工作。

　　每層樓的各個房間，都堆放著分好類的陶片，等待工作人員的修復。室內，沒有空調、電扇，修復工作因為高溫不得不暫停。

　　“很多重要的文物已經修復好被送到省里。”李聰說，發掘后的文物保存仍待解決，“一些青銅器的保存是需要溫度和濕度條件的，萬不能放在這里。”

　　而在淅川縣博物館里，600多平米的展廳，展出的文物很多都出自上世紀70年代那次大規模發掘。“縣級的博物館不具備保存條件。”李聰希望，出土文物能盡快得到妥善的保護。

　　“淅川出土的文物除記錄了當時的歷史，也是南陽的城市記憶，關乎著市民的文化認同感。一些文物能不能留在南陽呢？”赫玉建介紹，河南省南水北調辦已經向國家申請，在河南建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博物館，他希望選址能考慮南陽，“畢竟渠首淅川做出的犧牲大，文化遺產資源也豐富。”

　　除了出土文物的保護，南陽市各級文物單位還面臨著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庫區的保護。

　　“蓄水期不怕，但枯水期怎么辦？”赫玉建手敲著辦公桌說，“水落文物出”的現實一直存在，但現狀并不如往日般樂觀，“以往發現文物或者盜墓，村民會和當地文物部門聯系，移民搬遷后，小山、小島上人煙稀少，群眾力量沒了。”

　　據淅川縣文化局的有關人員介紹，文物稽查隊每天都有船只停靠庫區岸邊，除了日常巡查外，最重要的是在枯水期時，上報是否有文物露出的情況。不過，三四個人組成的稽查隊守護著140平方公里的淹沒區，實在是捉襟見肘。

　　赫玉建說，南陽市文物局已經開始制定相關預案，“一方面申請增加保護經費，另一方面和有執法權的公安機關合作。”

　　對于文物資源的利用，南陽市也開始做出嘗試。2013年11月，“楚風漢韻-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渠首水源地南陽文物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館開放，南陽文物局挑選了包括青銅器、玉器、陶器、漢畫像磚等134件文物進行展示。赫玉建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希望除了送水，兩個因水而結緣的城市還能有文化上的交流。”

　　■ 同題問答

　　答題人：南陽市政府副市長張生起

　　新京報：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參與到南水北調工程的相關工作？

　　張生起：我到西峽縣任縣長后就開始接觸到南水北調工作，到南陽市政府工作后，我分管農業工作，參與更多。

　　新京報：你認為當地為南水北調工程作出了哪些貢獻？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張生起：南陽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水庫的主要淹沒區和移民搬遷及安置區，是南水北調中線總干渠渠線最長、占地最多、工程量最大、環保任務最重的城市，建設過程中完成了16.6萬移民的搬遷，提前實現了主體工程完工的目標，確保“一池清水入庫、一泓清水北上”。

　　新京報：你認為南水北調工程給當地帶來了哪些改變？

　　張生起：南水北調工程在南陽投資直接拉動GDP增長，同時，通過水源地生態保護和干渠沿線缺水狀況的改善，恢復地下水位。保水質的倒逼機制，迫使我們改造提升支柱產業和傳統產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生態經濟。

　　新京報：全線通水之后，你認為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當地還會做什么？

　　張生起：南陽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是如何實現一渠清水永續北送與南陽經濟發展的“雙贏”。在下一步工作中，南陽將著力構建高效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建立生態文明的長效機制，確保丹江口水庫水質安全。同時，以水為緣，與北京市建立穩定的長效合作機制，實現丹江水和南陽有機農產品同步進京，抓好水科技產業園等重點項目建設。

　　新京報：當前是怎樣保障水質安全的？

　　張生起：一是依法行政，嚴格執法，南陽關停、改造了百余水源區污染企業，同時，嚴格水源保護區內新上項目審批；二是項目支撐，強化治理，整合多渠道資金，先后投資約20億元，實施水土保持、污水垃圾設施建設、監測能力建設、生態屏障等工程建設；三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農業、工業、旅游業等產業結構，減少污染。

　　■ 記者手記

　　南陽期待文化反哺

　　有著3000年歷史的南陽，絕對稱得上古城。許多城市有北京路，廣州路，上海路，但南陽有百里奚南路、仲景北路、張衡東路……這座古城喜歡用出自本地的歷史名人命名街道，以這樣的方式保留關于她的古老記憶。

　　文化，是這座豫西南邊界的城市引以為傲的遺產。連街上的出租車司機，閑來也會給你講講百里奚認妻的故事，然后問你，“知道嗎，‘商圣’范蠡就是我們南陽人，老家在淅川縣，那還有座紀念他的公園。”

　　如今，淅川縣再被人們記起，是因為南水北調，由于位于丹江口水庫流域，它是中線工程的主要淹沒區，是渠首所在地。144平方公里的淹沒區里，移民16.6萬人，700多名全國各地的考古專家奔著這個孕育楚漢文化的“考古天堂”而來，搶救地下文物。數字的背后，是淅川人的付出。

　　7月，我抵達淅川，從縣城乘車顛簸40分鐘，再經過半小時的船渡，到達倉房鎮沿江村。水面之上的小山曾是考古人員工作、生活的地方。烈日之下，站著不動，汗水就已浸濕衣褲。縣文研所的所長李聰笑著說，“你只待一個小時就已這樣，我們發掘時，少則一個月，多則兩三年。”

　　8年，李聰們完成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文物搶救任務。

　　淅川縣局促的文物基地里，暫存著大量的陶器等待修復。有價值的一些貴重文物或被各考古所暫借研究，或被送往省博物院保護。曾出土于淅川的王子午鼎，僅留下一個復制品放置在淅川縣博物館里。

　　“我們這里的保存條件不行，這么貴重的文物肯定得放在上級單位。”李聰的無奈中又帶著理所當然。

　　事實上，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執行會長、省文物局副局長孫英民提出建立南水北調博物館，河南網民因淅川移民犧牲巨大，提議在淅川縣建設“丹江口庫區移民博物館”。

　　時間過去7年多，湖北省十堰開建南水北調博物館的消息不斷見諸媒體，在淅川建博物館的消息鮮有提及。

　　南水北調將要通水，北方的人喝上了南方的水，也許有一天，“移民博物館”對于淅川也不再只是提議。那時候，如果我們有幸到貢獻者的家鄉旅游，去看看他們的博物館，成全他們保存城市記憶的夙愿，這未嘗不是一種反哺。(劉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