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署，自古俗稱衙門，現在則叫“機關”，它們是物化的官文化，承載著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前幾年講建設高度的“政治文明”，這兩年隨著“國學”與傳統文化升溫，傳統的政治文化估計也要升值了。

　　今年9月下旬，我去河南省南陽市內鄉縣衙轉了一圈。

　　內鄉的縣衙還是比較真的，是真文物而不是假古董。因為它最近一次擴建在光緒年間(1892年動工)，直到1968年內鄉縣革命委員會成立，縣政權機關才從此地遷出，但縣人民武裝部和部分縣直職能部門一直在此辦公，直到1984年決定把這里辟為縣衙博物館。

　　縣衙承載了不少傳統政治文化信息，也有不少值得今天學習繼承的東西。

　　你看這縣衙，不正是我們多年呼之不出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具象化嗎？內鄉縣位于伏牛山脈南麓、南陽盆地西沿，金末元初著名文學家元好問，曾在這里做過金國的縣令。

　　這座縣衙擴建后規模是比較大的，占地總面積也就60畝(4萬平米)，房屋280余間。它包括縣令的大堂二堂三堂及官邸、后花園，縣丞(副縣長，八品)衙，主簿(縣令助理，正九品)衙，典史衙(明清不設縣尉職，典史掌稽檢獄囚和文移出納，未入流，明代文學家湯顯祖被貶后曾出任此職)，還有吏、戶、禮、兵、刑、工全套縣政權職能部門，并有承發房、架擱庫等文書檔案機構和倉庫、賬房等公廨；政府招待所(寅賓館、膳館)在這里、三班衙役在這里，監獄也在這里。

　　那時候的縣署，是最基層的政權機關，它的下面是自治組織，或村社自治，或宗族自治，或行會自治，鄉紳參與地方治理，卻無硬性公權。縣政權主要管理的，一是代表朝廷征收錢糧賦稅，征發徭役兵丁；二是興辦儒學教育；三是維護社會治安，包括緝捕盜賊、處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糾紛；四是興修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再有就是撫孤賑災搞點公益救濟。勸農勸桑之類，只是象征性的禮儀活動，政府不辦企業，也不干預民間經濟運行，除了鹽鐵專營等極少數為朝廷斂財的項目。這表現的不就是政府的有限性和公共性嗎？

　　如上所述，在中央集權的條件下，縣級政權的官員都是朝廷命官。他們三年一屆任滿要考核，由吏部定遷轉。換言之，一縣之長，與縣丞、主簿等佐貳官，雖有地位尊卑、權力大小之分，但三年之后很可能地位就變了，上下級之間沒有那么強的人身依附關系。按那個時代的官吏制度設計，朝廷官員都是對皇帝負責，所以，即使是一品大員與七品言官之間，也不像如今等級森嚴。

　　官吏的選任是一件很鄭重的事情。明清正途出身的官員，都經過嚴格的科舉考試，任職有地理回避(原籍500里之外)、親屬回避，行政中還有科考回避、審判回避等。拿最為人垢病的買官賣官(捐納制度)來說，其實也不是那么黑暗：一是具有公開性，明碼標價；二是賣官錢財歸國庫所有，除了皇親國戚和權臣重臣，省府州縣的官員想作弊賣官基本是不可能的。買官者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實缺的，往往是圖個虛名；得到實缺，也受人輕視，真能干的也最多能做到道府一級。

　　其他值得一提的，比如縣衙設有“喊冤鼓”，縣令在正堂審案時容許百姓旁聽和圍觀。

　　在政治理念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條。一條是關于官民關系的。自北宋太宗以來，省府州縣衙門都立有“官箴戒約”，或立牌坊或石刻銘文，向南書“公生明”，向北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現在有話說，要記住你們當官的都是納稅人養活的，人民才是你們的衣食父母。

　　這個觀念，對于那些以人民的恩人自居的官員來講，至今也遠非不言自明的天理。內鄉縣衙三堂有聯，上聯道是：“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前兩句與“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同義，后兩句要官員把自己擺在與老百姓同等的地位，這就很難得，比孔孟將社會分成“治人”者與“治于人”者兩個階級大異其趣，顯然更進步。就王權時代來說，大家都是皇家的臣民；就今天來講，大家都是公民，權力有大小但權利平等。

　　另一條是關于法律刑賞的。內鄉縣衙二堂，又名“琴治堂”，是縣官預審刑案和調解民事案件的地方，有些涉及個人名節(隱私和名譽)的案子也在這里審理，有些案子縣令要與刑名師爺在此堂的側房里商量。這二堂有對聯曰：“法行無親，令行無故；賞疑唯重，罰疑唯輕”。上聯要求不徇私情，下聯提出的是量刑的原則，雖然比不上現代的“疑罪從無”果斷，也是仁政的思想觀念。想一想，刑訊逼供、“從重從快”如今所在多有，就不能不承認古人有這種刑賞觀念還是比較先進的。

　　以上說的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先進性”，與此同時難分難解的是其腐朽性。

　　內鄉縣衙大門前有“照壁”，是青磚浮雕組成的一字形建筑物。照壁正中在一個叫“貪”的怪獸，從畫上可以看到它的腳下和四周盡是寶物，但它并不滿足，張著血盆大口，妄圖吞吃天上的太陽，據說這繪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創意，意在告誡官員不要貪贓枉法。

　　進衙門大門，與南邊監獄對應的北邊院子里，有衙神廟與土地祠。供奉土地神的土地祠又叫“皮場廟”：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員貪污受賄，規定貪污60兩白銀的官員要處死，并剝皮塞囊，懸掛于此，以警繼任者。

　　朱元璋反貪腐不謂不堅決，但他自己他自家就是最大的貪腐集團。我在襄陽參觀時，解說員對我說，襄王府是明仁宗朱高熾第五子朱瞻善建的，他家的房產霸占了襄陽城的四分之一。我在原武昌縣也曾看過朱家另一藩王霸占的地盤。

　　朱元璋之流的反貪腐，要害在于只反別人不反自己，因為他覺得這天下本是他家的產業，自家怎么開銷都是合理的，別人是另一回事。立國為私、執政為朕，是歷代王朝腐敗的總根源。

　　因為不可能承認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監督的根本制度，不可能放棄中央集權而搞地方自治，所以，歷代王朝無非依賴兩手維持其統治：一是不斷加強道德教育，努力讓官員自省自律；二是加強制度牽制，乃至搞嚴刑峻法和特務治國。

　　驕奢淫逸的孟昶們很清楚“下民易虐”，所以只好對官員們強調“上天難欺”。你看內鄉縣衙的那么多對聯，有幾條不是訴諸官吏們道德良心的？

　　皇帝從來是不相信臣民的，一怕官員篡位，二怕百姓造反。北宋司馬光還在講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明太祖干脆罷了丞相，搞絕對君主專制。官僚機構之間的權力制衡在明清得到空前地加強，除了傳統的全國官員統一調配(籍貫回避在地方自治和民主選舉條件下是不必要的)、都察院、監察全國官員、派出短期的欽差巡按各地，明清省級監察大員就有總督、巡撫和按察使三個(衙門)，省級機關又向州府縣派出“分守道”、“分巡道”監察。太監與皇家內務系統則兼任特務偵聽。這局面就造成了所謂管官之官多于管民之官。無論如何，就是不肯讓老百姓來監督官員！乃至官多不辦事，不能辦事，寧可造成郭嵩燾說的，朝廷實際上是與奸胥猾吏共治天下，政治就這樣流氓化了。

　　明清兩代朝廷制定的規章制度不可謂不嚴，對貪官污吏的懲治不可謂不厲，但是擋不住糜爛性的腐敗。但是有標準又怎么樣呢，刻碑公示又怎么樣呢，執行效果以今例古大家已然猜到了。

　　我不相信孔子韓非子、唐宗宋祖以來的古人比我們笨，而且我真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就是說，我們祖先兩千年的實踐表明，離開了權為民所賦，離開了人民民主監督，任何說教和制度化措施，都是不可能實現現代政治文明和政治清明的。（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