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官，借錢還錢，天經地義，我們一定想辦法還錢，現在執行這么厲害，誰也不愿意被逮走。”在5月17日送達判決書時，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的被告李某說出了他對判決結果的態度。

　　該案在2016年立案后，一直面臨著找不到被告的困局。2017年春節后剛上班王健法官和我終于找到了全部被告，送達了相關訴訟材料，并告知其要注意訴訟風險，強調了現在執行的力度很大。開庭審理后，判決被告李某等人償還桐柏縣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17萬元及利息。在送達判決書時，出現了剛才的那一幕。

　　這種態度的轉變令我驚訝，又欣慰。記得2014年剛到桐柏法院時，也送達過一次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的判決書，當時被告拒不簽字，并揚言：“我一沒殺人，二沒放火，不還錢咋著，你們還能逮我不成？”面對強詞奪理的當事人，當時我們不便也不想費口舌多說什么，但心情諸多同仁應深有體會。然后只能采取留置送達的方式送達。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對比這兩次送達的經歷。同樣是金融借款合同，審理過程中被告都對原告的訴求沒有異議，但送達判決書時卻是截然相反的結果。難道是因為之前那個當事人“不好說話”，今天這個當事人“好說話”？顯然不是。“現在執行這么厲害，誰也不愿意被逮走”，李某的這句話或許才是答案。

　　突然意識到在基本解決執行難這個大背景下，某種程度上每天呼嘯的警笛不光是警醒了被執行人，同樣給案件當事人上了一節生動的法治課，或者說給所有人上了法治課。執行力度上去了，不僅對執行工作有現實意義，對審判工作同樣有深遠影響。這次“送達”經歷不正是眼下正如火如荼的“執行攻堅戰”所帶來的效果么？(杜明 雷少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