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給導師湊過發票？研究生白念了。”在北京一所重點高校的科技活動研討會上，研二學生楊寧(化名)的一句話引起了全場的騷動。
會議隨之從念發言稿跳到自由發言環節：為了評上教授級職稱、學科帶頭人、人才工程的成員，自己的導師如何拿課題經費，削減腦袋，跑關系；為了申報科研項目，導師又是如何走門路，請客送禮，多方打點……他們還抱怨，在這些“看不上眼”的“工作”中，導師又安排自己干了什么。
“壞”導師為何反而變得搶手
一場本是對學生科研項目的研討，最后演變成對自己導師的“討伐”，言辭之激烈讓在座的多家媒體記者觸目驚心，以至于現場負責活動的工作人員不得不中途打斷，直接進入總結發言。
楊寧告訴記者，一些導師給學生派的活兒，一看就知道不是基礎研究，而是一些外包公司，甚至是導師本人公司的項目。因為涉及商業、專利等問題，學生很難發文章，但是，“為了討好導師還是要干”。至于為何要“討好”導師則不言而喻，論文生殺大權在其手里。
學生也有被“逼急”的時候，早些年轟動一時的上海某高校9博士生炒掉博導就是如此——導師長期讓學生為自己的公司做項目，而疏于對學生本身學業的指導。
然而，這只是一個極端的情況，當時就有人不無“遺憾”地評論道，這位博士生導師太不會做人，如果他能在學生給自己干私活兒的基礎上，分配一些可以做出文章的題目來，也不至于到此地步。
當然，漸漸地，楊寧也意識到，有些“技能”，于他本人走向社會，不無“好處”，比如會湊發票，比如會找路子。“我也知道不太好，但這是一種技能，必須要掌握，”他笑了笑繼續說，“我只能說，學會了不一定用。”
事實上，經過大學本科4年的鍛煉，學生“利己”的苗頭已經顯現。
研一新生開學搶導師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少接受采訪的研究生表示，一般情況下，“壞”導師反而變得十分搶手，因為，在學生們看來，他們能從這類導師那里學到社會上必備的技能，拿到足夠的經費，發表足夠分量的文章。
搶導師時，送禮請吃飯是常用的招數。研三學生李蒙告訴記者，他“搞掂”導師就花了一番心思：先找一位了解導師的師兄，在飯桌上就把導師的基本資料、喜好、忌諱搞得一清二楚，然后再去找導師，又讓“未來師兄”在導師面前“敲敲邊鼓”，最后終于如愿以償。
相比之下，那些默默無聞、專攻學術的導師則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一位已經畢業的研究生告訴記者，他的導師在院系內“口碑極差”，“一天到晚只知道報告和數據，還沒做出什么名堂來”，其他教師基本不愿同他打交道。其結果是，3年來，這位導師只招了他一名研究生。
更為重要的是，當這位學生想回母校讀個在職博士時，他發現，報上碩士生導師的名字，負責報名的工作人員都會搖著頭說，“你這博士估計沒人愿收”。
為學分為保研為戶口學生科研項目做假動機各異
浙江大學校長楊衛院士就曾公開表示，導師與學生的關系已經到了一個惡性互動的地步，并給出導師“十戒”的說法，其中前兩條就是戒“光當老板”和“盡做監工”。
以“光當老板”來說，導師申請來的一個項目動輒幾十萬元，甚至上千萬元，但一些導師并不按規定給學生下發“勞務費”，只是象征性給每月300元到上千元不等就把學生打發了，而科研項目上未盡的費用則多數進了導師個人腰包。如此，學生一方面抱怨自己的“勞務費”過少，另一方面在看明白導師這一行為的同時，會埋下自己將來也要“使壞”的種子。
當然，一些大學的“鍛造”作用并不止于此。近些年被媒體詬病盛行“官場之風”的一些高校的學生會、學生社團，也為學生提供了練就這種功夫的最好場所。
然而，即便是在學生科研這一探索未知的活動中，其動力也多源自于那些已知的功利導向上——拿學分、保研、戶口加分等等。
最新頒布的《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明確提出，該項目注重“研究過程”而非“研究成果”。
然而，學生自身參與的動機卻有些不盡人意。浙江大學一份有關大學生科研訓練計劃(SRTP)的調查顯示，當被問及參加該科技項目的主要目的時，選擇最多的是獲得第二課堂學分，占46.3%；其次是鍛煉科研能力，占40%。該項目組分析，近一半的學生把獲得第二課堂學分作為參與科技項目的主要目的，體現的是學分對活動的激勵，但更是科技項目自身過多依賴外部激勵而非內生興趣的表現。
北京一所高校大四學生王青(化名)告訴記者，每年到選課時，身邊的同學都會“拼了命”地選修帶有科研項目的課程，有的甚至讓學長提前幫著“占坑”，原因就是為了“拿學分”，而這樣的學分也相對“好拿”。
記者在一些高校院系中查閱本科生選課表時發現，帶有學分的學生科研項目，通常是3學分，高的就達到4學分。對于這樣的課程，導師給的成績也不低。
但是，要想讓導師給高分，往往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一些學生所抱怨的“自己申請的課題往往是導師一個大項目的子課題”。而所花費的經費，則還是學校專門撥款給學生科研項目的。這又同時再次讓一些學生受到了老師“壞”的教育。
針對一些全國性的科技賽事，不少在京的高校還有類似這樣的規定：如果參加省級及以上的科技競賽，所修讀的課程可以進行加分，加分后的成績不超過以下標準：考試成績低于50分的，上限為70分；考試成績在50~60分的上限為80分；考試成績在61分以上的，上限為95分。
更為吸引人的還有，即便是上海落戶的評分標準，也包括科技加分的硬性規定，《非上海生源高校畢業生進滬就業評分辦法》稱，“經認定的國際性比賽或上述全國性比賽獎項一等獎可加10分，二等獎8分，三等獎6分，全國性地方獎項則依次是5分、3分和1分。”此外，有關專利證書等方面的加分也有涉及。
從“世風日下”到“學風淪落” 科教界呼喚科學道德誠信體系
以前說，一些大學生參加社團活動愈加功利化，如今，連做科研項目也是如此。為什么會這樣？
“中國的大學病了。”不少教育學者這般吶喊，并將大學之病歸結于整個社會的浮躁：以前是世風日下，如今高校象牙塔也不免被侵蝕，學風自然淪落。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校長胡海巖分析，現在大學決策層重視建章立制，規范教育，查處各種失范問題，院系層面也重視學術導向。但這樣一些舉措的效果目前還差強人意——教師對規則都是熟悉的，但急功近利的態勢并沒有根本扭轉；學生經過教育后知曉規則，但每年還是會發現有作弊現象，高技術作弊手段也越來越多。
換句話說，在知曉規則和利害關系的情況下，如果有更大的利益在引導著老師和學生，他們一定還會想辦法鉆盡現有規則的空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一味地探討如何提高學生或教師的道德水平，或許顯得有些治標不治本。
問題的關鍵還是落到了“利益引導”上，而這里的引導并不僅僅是科教界論文或職稱評價導向，更是指整個社會大風氣。胡海巖說，在當前急功近利的社會，各種坑蒙拐騙，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不可避免地會對師生產生重要的影響；各種沒有任何規范的“增刊”、“文集”、“編著”，也在誘惑學者。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下高校課程設置奉行的就是社會上流行的實用主義原則，“一切為了就業”已成了不二法則——凡是與就業關系不大的專業、課程，不是被砍，就是無人問津；反之則無比吃香。
于是，有人將此戲稱為高校產業化、工業化——以前高校是走在社會前面，現在是跟在后面跑。
錢理群曾以其親身遭遇說明此種現象的嚴重性。2007年暑假，他在一個大學師資培訓班上講完課，一位大學老師向他提出了一個要求，要其舉例說明：他的魯迅課對學生今后就業有什么促進作用。他聽了大吃一驚，一時語塞，甚至有點手足無措，感覺心在隱隱作痛。他感慨道，今天的大學，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說的“養成資格之所”，“販賣知識之所”，成了“職業培訓班”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也在感慨，當下一些高校的科研和教學環境，是單位追求排名、榮譽；個人追求評價、利益、金錢、權力；其結果必然導致鉆營、急功近利、關系學充斥；時間精力花在運作、包裝、應付評估，甚至造假、剽竊等，不擇手段；惡性競爭，互相排斥，無誠信可言，卻仍自我安慰“社會都是這樣”。
對此，這位老院士很無奈，“當下并無十分有效的建議”，但是一個明確的方向是，“學術環境、學術生態”的再造是緊迫而具戰略性的。他告訴記者，快速發展中的中國，客觀上對人才和創新成果有很強的需求，與此同時，處在社會轉型階段，信仰缺失、誠信缺失、體制性弊端的大環境問題，在教育界、科技界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那么，整個科教界都需要下大力氣構建以自律為核心、教育、制度、文化、法制、監督相結合的科學道德誠信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