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
萬丹加過一個“80后全職主婦”群，也參加過線下活動。十幾個年輕的全職主婦挑了一個工作日一起吃了頓海底撈，下午去后海坐了兩個小時，趕在晚高峰到來前作鳥獸散，各自趕回家給老公做晚飯。
尋找同類，尋找回聲，交流共同的困惑和麻煩，尋找解決之道。對于和社會聯系相對較弱的全職太太而言，這樣的需求自然更為強烈。但萬丹也只參加過一次，她感覺她的困擾更多是精神層面的——“和她們不大同。”
在眼下的中國，尤其是北京這樣所謂的國際化都市，全職太太已不再是有錢人的專利，而逐漸走向平民化。陶太——一名全職太太，在她給FT中文網寫的專欄中總結這些平民全職太太的特征：工薪階層，家境小康，有一到兩個低齡小孩，全家每年至少安排一次長途旅游，每周去一次大型超市，偶爾花大價錢買有機肉菜。其他額外花費包括：情人節扎堆看場電影、定期饕餮、到頤和園之類京郊勝地發個呆，享受一把慈禧太后的夏日心情。
“如果能被這些標簽定義倒好了。”“80后全職主婦”群的群主之一，Fiona說。這個群有兩百多位成員，活躍度高的有五六十人，Fiona和很多人都很熟。這個群已有五年歷史，成立時，Fiona剛剛辭職。
不同于萬丹——曾經的“女強人”放下身段回歸家庭，28歲的小河在14年前就知道，她生來是要當全職太太的，這在1990年代末的北京是“非常古怪和不能言說的想法”。那個時候，外企剛剛大面積進入中國，大部分女生都渴望成為“白領麗人”，全職太太的概念多半和“二奶”掛鉤。
從高中開始就明確了全職太太這個職業是自己最向往的人生后，相比那些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的迷茫年輕人，小河整個大學期間都明確地為這個人生規劃而努力：“不停地看各種書，學一切有意思的東西，盡可能開闊眼界，也努力學習做家事。”她很幸運，一畢業就遇到了一個相愛、并愿意成全她居家夢想的先生。
小河的先生創業，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兩個人都不強勢，性格溫和，都是佛教徒，相識至今8年，從未發生過一次爭吵，“這點我非常得意”，小河笑著說。他們是那種從一開始就鄭重地將對方視為絕對伴侶的人，結婚后先生將家中全部資產都放在了小河名下，以保障小河作為全職太太的權益。
這對親密伴侶的壓力全部來自外部。結婚登記表上需要填工作單位，小河寫下“全職太太”四個字，被工作人員一個白眼改成了無業。對她最大的傷害來自父母。大學畢業后，父母安排她去英國讀一年制的碩士學位，但小河認定了既然自己已遇到心愛的人，又一心想全職在家，就無須為了一個文憑而平添分隔兩地的風險。她的拒絕讓父母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對她冷言冷語。直到今天，小河父母對外介紹女兒時依然說她已婚在讀書，不愿承認她是全職太太。
“他們不能理解，但我知道他們在慢慢接受這個事實。”小河笑著說。
幸運的，后悔的
小河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主婦。居家生活讓她本就溫柔的性子變得更慢，如今她有充分的耐心和包容，去面對別人對她身份的貶低和傲慢。“貶低是用同情的心態討論這些年紀輕輕就把自己變成家庭婦女的人，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只能依靠老公；傲慢是用攻擊的語氣來評價全職太太是脫離社會和不上進的人。匯總到一點：全職太太的未來注定會很悲摧，自己沒有能力賺錢，失去吸引力，老公找小三，掃地出門，等等。”
小河發現持有這樣論點的人，多半是年輕上進的女孩和事業成功的職業女性。“年輕女孩在大城市打拼，確實需要更多激情動力。職業女性有自己成功后的自信和滿足，言辭苛刻也常見。”但她的價值觀毫不動搖。“這個世界永遠不缺年輕拼搏的女孩子，也不缺成功自信的女強人，但我的家庭缺少一個好太太、好媽媽。我自問天生沒有興趣賺錢、那就做好自己，照顧家庭，盡到本分。”
在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大環境里，能成為一名滿足的全職太太在小河看來必須具備兩點：一是自己真心喜歡，愿意當全職太太，而不是總想著自己在為丈夫、為家庭犧牲奉獻；而先生也必須百分百支持，并能提供充足的經濟來源。一句話——一個想當全職太太的女人遇到一個想找一個全職太太的男人，兩個幸運兒的相遇。
而更多的女性成為全職太太——就像萬丹那樣，多多少少是屈就和被動。Fiona也是。她熱衷于這個群的事務和她自己的故事有關。大家都說，她是“全職”界的前輩，又熱心，很多太太遇到問題都會找她傾訴。Fiona之前是一家國企的HR，漂亮、強勢、老公寵愛。結婚一年后，老公有一個機會去美國工作，她想也沒想就辭職跟去了。父母跟她說，你去了或者工作或者讀書，絕對不能呆著，她沒放在心上。到了美國，發現左鄰右舍都是全職太太，更是覺得無所謂了。這些鄰居“全職太太”們，在社區里有各種組織，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她們可以為家庭減稅，有社保有醫保。
不同于萬丹和小河——做全職太太這件事，在Fiona的婚姻里，一直都不是一個雙方的決定，而是“稀里糊涂、順水推舟，就這么過來了”。初到美國時兩人經濟壓力挺大，Fiona能感覺丈夫內心希望她工作，減輕一下家里的負擔。“但他沒明說，我看了看能做的工作，不是幫人看孩子也就是去超市當收銀員了，面子放不下，就這么算了。”
雖然是全職太太，Fiona覺得自己過得很辛苦。頭三年老公換過五次工作，她的記憶就是不停地搬家搬家，她后來甚至練出了一天打包完全部家當的本事。第四年，他們的日子終于稍稍穩定，她想去念個碩士，卻意外地發現懷孕了。
“父母對我很不滿，國內的閨蜜也警告我，說我這幾年除了搬家一事無成。”Fiona說。其實她對自己也有些失望，雖然對事業并無野心，但她天性好強，尤其在和丈夫的關系中，多年來習慣了女王角色，到了美國后卻深感自己的地位一降再降。丈夫曾在沒有和她商量的情況下買了一輛二手寶馬，她大發雷霆時他卻理直氣壯地表示“錢都是我賺的”，這令她憤怒委屈而又無話可說。她終于下定決心，挺著大肚子去大學上課。
“當全職太太是我這輩子最錯誤的決定。”在Skype彼端，Fiona對記者說。“當你明顯感到他從對你仰望、愛慕和尊重到對你不屑一顧時，任何一個女人都會崩潰。男性的勢利在于他們既想有一個田螺姑娘幫他們收拾好一個家，又希望你能出去賺錢，有個風光的社會地位，很有面子。”當她拿這番觀點向丈夫聲討時，他反唇相譏：“女人不一樣嗎？既想不花力氣地在家呆著，又要老公把她當做功臣供起來。”
“他不承認我的家務是勞動，是完全不比他輕松的勞動。”Fiona說，“可悲的是，在出問題前，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如果我知道他這么想，我不會和他來美國，甚至不會和他結婚。”在網上，她給過很多不安的太太出過主意，但輪到自己時她同樣迷茫。“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念完書，然后找工作，找不到就回國，帶上兒子。”
“半職太太”
當一名全職太太？只有你遞交辭職報告的那一刻是暢快淋漓的。在生活——在之后漫長而復雜的生活里，有的是各種面目模糊的情緒夾雜在一起向你涌來，你或者反抗，或者被它們吞噬。
叮當曾有一份人人羨慕的工作。中文系碩士畢業后，她留在母校廈大[微博]做就業指導。她樂于社交，和年輕人打成一片。大學待遇好、假期長，喜歡旅游的她去了很多地方。
2009年，叮當遇到現在的先生。愛情讓他們閃婚，并很快有了兒子。叮當決定辭職，她的決定來自于兩個考慮：一是她愿意把人生中的一段交付家庭生活，二是她捫心自問，這份工作是大家都說好，還是自己真心喜歡。她的答案是前者。
但她很快陷入了惶恐。十多年的職場生涯給了她成就感，收入、快樂、滿足。突然陷入家務的她一下子難以適應離開了全部這些后的空白。
“時間不難打發。有一個孩子，你有做不完的事。”問題在于精神上，她感覺不到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做早飯，不是換尿布，而是有意思的，有創造性的，做一件什么東西。西蒙·波伏娃說：“婦女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最大程度地縮小與男性的差距，也只有工作才能讓她們真正地自由。”這句話過時了嗎？那么她還說：“我需要一個奮斗的目標，要克服的困難和要完成的著作。我活著不是來享受豪華的生活的。”
叮當最喜歡的事是旅行，以及把旅行的感受與人分享。2012年過完年，她行動了，她談妥了出版社，開始寫她的書《直到世界盡頭》。兒子1歲半，她沒有請保姆，堅持自己帶。每天早晨6點半起床，做飯，做家務，一直忙到晚上9點，把兒子哄睡后，叮當才迎來一天中屬于她自己的時間。查資料，翻日記，寫文章，時常要到凌晨兩三點——一本書的誕生和一個孩子的誕生一樣艱辛。
寫書的收益——和叮當以前的收入比，和對整個家庭財政的貢獻相比，幾乎不值一提。但叮當覺得這件事對她而言是重要的，因為在做自己喜歡的事。她也笑稱自己家庭婦女、全職太太，但她充實、緊湊到根本不及陷入對身份的迷惑，陷入虛無。
對于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她們已鐵定心思不想再忍受朝九晚九、疲于通勤、疏于家庭的生活，但讓她們放棄獨立，全然依附于丈夫的經濟來源，她們又始終心有不甘，如同叮當這樣——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應該稱她們為“半職太太”。
閻紅——筆名小巫，曾經供職于《華爾街日報》，擔任過美國兩所大學的管理職位、做過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微博]新聞官，在生第一個孩子時便辭了所有這些看上去很光鮮的頭銜，居家已經十多年。她寫了十本關于兒童教育的暢銷書，推行母乳喂養和華德福教育。她從來沒有糾結過自己的身份，“我先生介紹我時會說我是兒童教育專家，我的孩子會和別的小朋友說我媽媽是寫書的——這有什么關系？即便他們說我媽是做菜的，她做的菜天下第一好吃，我也很開心。”
除了理解和接受度，認為相比美國、德國之類的發達國家，中國為全職太太提供的土壤更稀薄的一個原因還在于社會空間的扁平和社會事務的欠活躍。但叮當和小巫她們都證明了這并非不可更改的：在廳堂、廚房、保險箱和幼兒園之外，你還有一個世界。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那里都能找到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