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敏顯然不了解下鄉的實際意義，在她的QQ簽名中，她曾一度用“進城”形容她的“三下鄉”生活。
下鄉等于“進城”？“三下鄉”出現了哪些問題？畢業于湖南某二本院校的冒磊(化名)向記者說起他參與“三下鄉”的全過程：
“學校下鄉名額有嚴格限制，每個學院20人左右。普通學生大多不知道下鄉的事兒，我在校園媒體工作才知道消息。我很想報名卻沒有指標，于是我找到校黨委宣傳部的老師要求‘開后門’,她給院書記掛了個電話，我這才如愿。原以為會去很落后的山村，但車停在了小鎮上，住宿條件并不差。期間開展了一些可有可無的活動，晚上跟同學聊天時，他們覺得下鄉也就這樣。一周之后，我們開始返校。老師說要留下一部分人寫總結材料，其他人可以回家，我沒有參與，便收拾東西回了東北。我入黨時，下鄉的經歷加了分。”
冒磊沒有參與撰寫學校、地方政府各一份的匯報材料，但山東某高校2009級團委學生干部王慧(化名)曾為匯報材料傷透腦筋。她對匯報材料的用途表示懷疑，甚至直言學生沒日沒夜趕出來的匯報材料也僅是高校“面子工程”的一部分而已。
變味的原因
黃淮學院畢業生朱建峰，2004年曾參與該校成立后首次組織的“三下鄉”活動。破爛潮濕的房間、長滿綠苔的案板是他起初最深刻的體驗。在他們三下鄉支教服務結束后，當地百姓敲鑼打鼓夾道歡送。他至今也難忘老百姓質樸的笑容。如今，是什么原因讓部分地區、高校組織的“三下鄉”遭遇收效淺、形式化之類的質量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