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高晨印象最深的是，考試之前，有位老師向考生面授機宜，“他會教你如何利用交卷的時間偷看卷子，如何偷看旁坐的機讀卡，如何在考試作弊被抓后向老師解釋等，甚至告訴你如何在考前‘效勞’監考老師，最后還溫馨提示一句，‘考試前，先把周圍同學的成績情況掌握好，不要抄到差生’”。
一名有過高考復讀經歷的大學生告訴記者，他也聽到過類似的話，在復讀班里，老師會向他們面授作弊要點，“高考時偷看別人試卷是沒關系的，能看盡量看，監考老師出于不得罪人的心理，一般都會睜只眼閉只眼。只要不傳遞紙條或是夾帶，不留下明明白白的物證，多半沒什么事”。
記者了解到，與以上這些比較直接、明顯的作弊手段相比，高科技作弊可謂年年翻新，一些新型高考作弊手段令人產生間諜電影的感覺，比如：眼鏡式信號發射器，將微型發射器裝置在眼鏡腿中，用微型開關控制；口香糖式骨感發射器，只有口香糖大小，可以放在口腔內，通過牙齒震動控制信號發射；專用作弊礦泉水瓶，與普通瓶子外觀一樣，但底部是個LED顯示裝置，當水喝至三分之一水位處時，水面就會折射出瓶底的信息。
山西省教育科學專項課題“高考作弊行為及防范機制研究”，通過對我國近年來媒體曝光的近40個高考作弊案件分析，發現我國高考作弊的方式主要有9種：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由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考試的作弊；教師組織策劃下的學生作弊；考試監考人員失職或瀆職背景下的作弊；考試監考人員泄密作弊；教育行政官員利用職權幫助子女作弊；利用高考移民作弊；利用高考加分作弊；偽造、變造考生檔案作弊。
據介紹，其中的主要特點包括：團伙作弊居多，甚至跨地區作案；高科技作弊凸顯；教師等容易成為作弊的組織者、參與者；考生家長是許多高考作弊案件的始作俑者；個別地方高考作弊普遍化；一些高考作弊橫跨多個系統。
打擊高考作弊法律存漏洞
應該說，不管是新修訂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還是各地嚴格的考場監管，都已經告訴考生，高考作弊將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為何仍有人置“史上最嚴”于不顧。
業內人士認為，打擊高考作弊的軟肋依然存在。
參與山西省“高考作弊行為及防范機制研究”課題的一名研究人員告訴記者，打擊高考作弊存在法律空白，懲處力度不夠。對于高考作弊行為，我國目前主要依據《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及教育部出臺的臨時性規定等給予處罰；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定罪量刑。但不論是教育部規章，還是國家刑法，其處罰力度普遍較小，不足以震懾違法犯罪行為。現有的處罰力度對某些當事人而言，違規成本并不高，給人的感覺是這種處罰無關緊要。再者，在高考中團伙作弊頻頻出現，而現行刑法對于懲治非考生的作弊團伙還存在很大空白。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現行法律的缺失，打擦邊球，伺機作案。案發后，相關人員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反過來還會助長不法分子再次作弊的氣焰。
教育專家熊丙奇認為，新修訂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規定，盜竊、損毀、傳播在保密期限內的國家教育考試試題、答案及評分參考、考生答卷、考試成績，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即便如此，我國對考試作弊的處罰還是偏輕。一方面，本該進行司法處理的，一些地方只是輕描淡寫地進行行政處理，比如，按照《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參加國家教育考試，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學校按有關規定嚴肅處理，直至開除學籍；其他人員，由教育考試機構建議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直至開除或解聘，教育考試機構按照作弊行為記錄并向有關單位公開其個人基本信息”。而在境外，代考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如，2010年5月，一名18歲的內地學生被請到香港做“槍手”，他持假身份證替香港考生應考美國大學入學試，收取2500港元，后在香港觀塘法院以串謀詐騙罪被判入獄半年。另一方面，就是明確進行司法處理的行為，往往也不按司法進行處理，理由是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比如，每次泄題事件發生后，不是由司法機關第一時間介入調查，而是由教育考試部門自行組織調查。而按照我國刑法，泄露國家統一考試試題，就是泄露國家機密，因此，這根本不存在無法可依的問題。
對此，熊丙奇建議，打擊高考作弊，應依照《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和刑法，對考試違規、違法行為進行嚴肅問責。建立司法機關第一時間介入調查的基本原則，而不能事先由教育部門自行調查，再視情節輕重移交司法機關調查。眾所周知，不論是考題泄露，還是考場出現里應外合的作弊事件以及團伙性作弊，教育考試部門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僅教育考試部門自身進行調查，是不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