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在鄧州做生意的廖春洲仍然認定，張海新就是“上邊”的人，他甚至還期待著“上邊”會派人來救她。

　　那些“紅頭文件”和各種“公章”令他深信不疑——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在內，“公章”不下十枚。張海新的老家叫蔣莊村，刻印的人疑似漏掉了“莊”字，但毫不影響它的使用。

　　辦理此案的檢察官說，張海新的章子應該是在街頭刻的。所謂的“上級”其實是某境外媒體，而“備案”則是該媒體網頁上的某些項目。“她認為對方給她回復了，就算備案合法了”。

　　在出事前，家里人曾經勸阻過張海新，但無濟于事。

　　吳甜不贊成母親做那些事，“時間長了，她就得了頸椎病”。但張海新似乎樂此不疲。

　　2013年9月，在做頸椎按摩時聽到按摩師在訴冤，張海新跳起來說，“我是政府的，可以辦事”。在場的吳甜當即糾正母親，兩人因此差點在按摩店吵起來。

　　吳甜透露，2013年張海新甚至有一次暈倒在了廁所里。

　　“組織代表”

　　在進城前，張海新和中部許多農村的婦女沒什么兩樣：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在家種地、照顧老人孩子。

　　張海新的老家文渠鄉蔣莊村，距離鄧州市城區不到10公里，從三門峽到鄧州的省道穿村而過。她家就在公路邊上。

　　在多數村民的記憶里，張海新是個女強人。她一個人既帶孩子，還單獨開起了餐館。吳甜說，母親每天起早貪黑，既炒菜又做服務員，進城采購也靠自己，很辛苦。

　　餐館售賣當地人最愛吃的豬頭肉和窩子面，生意紅火，蔣莊村和文渠鄉里的干部們是�？�。但往往“打白條”。截至2007年，蔣莊村和文渠鄉共欠下五六千元飯錢。

　　張海新多次討要未果。村委會以張海新有三個孩子，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沒有交超生罰款為由拒絕付錢。時任支書吳振德說：“村里的意思是，欠的賬就和計生罰款抵消一部分�！�

　　張海新不依，自此和支書及村委會結下了梁子。

　　“張海新長期揪住我告狀�！眳钦竦抡f。

　　2007年夏天，為了陪女兒到城區讀初中，張海新舉家進城。她在租住的胡同里擺攤賣水果，2009年又打算開干果店。

　　然而這時，因一塊集體用地，張海新被拉回村莊的爭斗中。

　　2009年4月，與張海新同在蔣莊村6組的村民派代表專程進城，請她出馬主持維權。

　　事情的緣由是，1993年，蔣莊村建了一個占地8畝的養豬場，坐落于6組。但對于這塊地的歸屬，村委會與6組一直爭執。2009年，村委會將這塊土地賣給5組村民吳家慶，當后者挖地基準備建房時，遭到6組村民的阻攔。

　　6組村民想到了已經進城的張海新：“她告過村委會的狀，還在縣城做生意，見過世面。”

　　張海新也沒有辜負鄉親的請求。從2009年4月到2012年10月，長達3年半的時間里，她帶領6組村民們先后到鄧州、鄭州以及北京等地上訪。

　　70歲的蔣莊村6組村民栗清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告狀是為了集體，但是每次去上訪，“車票錢、飯費都是張海新掏的”。張海新的大兒子吳洋說，上訪的費用主要是靠他父親打工賺的錢，家里為此欠下了十多萬元債務。

　　因為張海新的告狀，爭議的土地依然保留現狀。原村支書吳振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被“上面”調查后，“給了我黨內警告處分”。

　　事實上，“組織”和村委會的斗爭至今并沒有結束。但在村民看來，這無疑是在張海新的帶領下集體維權的“勝利”。

　　在此過程中，張海新組建了“蔣莊6組集體經濟組織”。這是她的維權方式——成立新的自己的“組織”。

　　由于張海新已被逮捕，南方周末記者未能獲知，這位農婦設立“組織”的想法何來。

　　在張海新的指導下，“集體經濟組織”的模式還復制到了另外兩個鄉鎮里。馬香蘭為汲灘鎮的“負責人”，王良雙為高集鄉的“負責人”。張海新本人則為鄧州市兼任文渠鄉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