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某高校醫學院學生何崟又被醫院拒絕了，原因依舊是學歷問題。這是他上大五以來第三次參加醫學類專場招聘會。與會的絕大多數是縣城小醫院，三甲醫院僅有兩家，即便如此，但凡招聘崗位涉及臨床的，對學歷的要求至少是碩士。
學歷門檻讓何崟的不少同學選擇“逃避就業”。當天的招聘會也顯得比較冷清：一場有30多家醫院參加的招聘會，最終只來了不到200名學生。大部分的醫學本科生將重心轉向了考研戰場。
在醫學生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如果本科生不考研，就只能在醫院里打打臨時工；如果研究生不出國進修，就等于白白多讀了三年，因為研究生同樣找不到一份理想的臨床工作。
就業難與招人難并存
這樣的說法，并非沒有依據。麥可思在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臨床醫學的畢業生半年后失業率為23.1%，在多個專業中屬于較高水平。
云南某公共衛生學院一位副院長也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證實了這一點。他任職的這家醫學院每年有近95%的本科生選擇考研，其中有一半考入本校，另有幾位比較優秀的考生考入諸如北大醫學部、同濟大學等名校，而在那些沒有考上的學生中，又有絕大多數會選擇來年再考。最終，僅有一小部分學生選擇直接到州市的社區或縣鄉級醫院工作。
與此同時，一些基層醫療單位招人也很難。
全國政協委員、青海省烏蘭縣蒙醫院副院長菊紅花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他們醫院最近一次進新人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而他們醫院最大的科室——內科也就3個大夫。
烏蘭縣蒙醫院屬于二級乙等醫院，有床位50個。按照衛生部的規定，需至少配備65個衛生專業技術人員。不過，迄今為止，加上后勤人員，蒙醫院一共才42人。2008年，菊紅花隨全國政協到東部一個省份調研，不羨慕別的，就羨慕人家醫生多。她發現，人多，連說的話題都可以覆蓋老中青三個年齡段：有說孫女怎么乖的，有說兒子怎么淘的，還有說相親對象怎么寒磣的。不像蒙醫院里，連個年輕人的話題都聊不起來了。
菊紅花說，近幾年，基層衛生機構的硬件條件逐漸好了起來，房子大了，設備也有了，但是軟件卻沒有大的改觀，這直接導致的一個后果是，X光機、B超機、生化分析儀都有，就是沒開過封兒。“沒人會使，打開來占地兒還費電。”菊紅花盼著新人來，“我們不要什么博士、碩士，甚至連本科也不必，只要受過正規的醫學教育，有臨床經驗的就行。”
做了15年全國政協委員的遼寧省糖尿病治療中心院長馮世良對此深有感觸。每年，他都要到國內各市縣走訪，他的團隊在調研中發現，目前，我國基層急需的合格全科醫生十分匱乏，注冊全科醫療的執業醫師僅有8萬余名，占執業醫師總數的4.3%。而在重視基層衛生的國家和地區，全科醫生一般可占醫師總數的1/3甚至1/2以上。
馮世良感慨，醫學生就業進入了大醫院就業難和小醫院招人難并存的局面，其結果只能是，年輕醫生得不到實實在在的鍛煉，而小醫院的發展也難有真起色。
醫學教育淪為培養“貴族醫生”的機器
對此雙難局面，有人將之歸結為醫學生的“境界”問題，說是他們在擇業觀念上有誤區，不愿意下基層、進社區。
三甲醫院和社區醫院在工資待遇上確有不小的差別。馮世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沈陽當地，在三甲醫院就業的醫學研究生第一年的平均工資在3300元左右，而在小醫院的大學本科生則只有1800元左右。
但這并非全部的原因。“就算我們想去社區醫院也勝任不了。” 何崟向記者抱怨，現在的醫學生在學校主要學的還是如何攻克某些疾病，而在社區做全科醫生，主要工作是做慢性病管理，和學校里所教的關系并不大，與同學們學醫的初衷也有偏差，所以一般醫學生不愿選擇、也很難勝任社區醫療機構的工作。
還有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當前以專科為主的醫學教育已經漸漸淪為培養“貴族醫生”的機器。一位在北大醫學部工作了近30年的老教授對記者說，在這個機器的輪子上，學生要想出頭，便只有在上面不停地往前跑，從本科讀到碩士，再讀到博士，直到可以拿下醫師資格證，成為某一個專科問題的“準大師”；但是，卻很難再培養出像樣的全科醫生來。
“實際的醫療需求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醫學教育卻沒有跟上。”馮世良說。
他舉了一個例子。縣里面來了一些領導，一個副鄉長擺酒席招待，期間這位副鄉長喝了不少酒，臉紅脖漲，呼吸急促加快，同桌人隨即把他送到鄉鎮醫院，沒曾想鄉鎮醫院看皮膚科的專科醫生竟沒能瞧出個所以然來。最終，這位鄉長死在送往縣醫院的路上。
馮世良告訴記者，這是很常見的疾病，基層醫療人員卻沒有正確的認識和及時的搶救，這種現象也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加劇了看病難。他說，文革以后，國家在培養醫生方面開始注重專業化，大大加強了醫師職業的專業性，這給醫生帶來了許多科研和研究高端醫療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客觀上造成了對基層老百姓“小”的需求的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