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的兩個孩子今年一起高考,分數出來后,不甚理想,復讀了一年的侄子才考了360多分,侄女更少。堂兄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抱怨:怎么現在農村的孩子考個本科還這么難?我則總是無言以對。的確,來到北京之后,滿大街盡是大學生,高學歷一抓一大把。去年畢業找工作的時候,更是感受到自己一個本科學歷,恐怕以后在北京不好混了。一邊是滿城盡是高學歷,另一邊則是擠破了頭也擠不出幾個大學生,這究竟是怎么了?
近些年,網絡炒火了不少概念,各式各樣的“二代”便是網民們的杰作。2009年,杭州“欺實馬”事件,引爆了公眾對“富二代”這個群體的憤怒;2010年的“我爸是李剛”則將“官二代”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類現象,分析和評論的文章放在一起恐怕能出一屋子書了。其中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分析視角,便是權力市場經濟的出現,導致社會轉型期的不公正日趨明顯。直白點說,就是30年的改革開放將蛋糕做大了,但是在蛋糕的分配上卻出了問題。
我承認,將仇富和仇官兩種情緒攪在一塊說,怕是有些不妥。然而,執政黨的一個重要施政理念便是“以民為本”,《人民日報》更是語重心長地強調各級官員要傾聽民眾的聲音!柏澒佼數啦缓茫樯唐凼酪膊缓谩保@可以看作是底層民眾對一種樸素正義的追求。即便老百姓的話不乏情緒化,也不可以讓他們的聲音“沉沒”,因為既然“領導”做得不夠好,就要允許“群眾罵娘”。其實,老百姓過日子并沒有過多的奢求,“生活有奔頭,活出個人樣來”就夠了。所謂“有奔頭”,學術的表達就是“有上升渠道”,往細里說,就是一個人即便生活在底層,通過后天的個人努力,沒個好爹也能闖出一片天來。至于“活出個人樣”,說的則是一種“底線人權”——吃飽喝好有地方住,不被有權有勢的人欺負。這樣的要求不算高吧?然而,即便是這樣的低要求,落實到每一個人尤其是底層民眾,又談何容易?
在這里,僅舉“農二代”一例,對,又是“二代”,然而這類“二代”卻少有人注意,放到全社會,他們是沉默的一群!叭f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按道理,教育是提升一個人上升的重要途徑,然而,在教育產業化的大潮下,對于農村的孩子來說,“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是越來越少了。據統計,在高等教育學費的大幅度提升之后,高校生源發生了結構性改變。1996年以前,中國高校生源農村占60%到70%,城市占30%到40%;隨著這幾年學費的持續高漲,2003年,農村生源縮減到40%至50%,而且呈現繼續縮減的趨勢。而這個比例到今天恐怕更小。沒辦法,“農二代”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教育資源分配的城鄉差距到底有多大,名校里越來越少的農村學生就是一個重要指標。
“父望子成龍”,為了從根上解決下一代的問題,農村的父母真是“起早貪黑,流血流淚”供孩子讀書,使勁把他們送出農村。據筆者的觀察,近些年來,這樣想這樣做的父母怕是越來越少了。因為,他們發現,很多鄰居家的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找到了收入也不見得比那些早早棄學出去打工的孩子多。那些大學生的父母,發現知識也不一定能改變命運;至于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農二代”,除了抱怨自己沒個好爹外還能作甚?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就業資源分配的不公正,叫他們怎能不仇官、不仇富?
進一步說,那些稍顯幸運的“農二代”找到了工作又怎樣呢?撬不動的戶籍制度,讓人找不到自己的“故鄉”;居高不下的房價,更是磨滅了年輕人的夢想。一個好的社會和制度,不外乎創造可能性?墒菍Α稗r二代”來說,上升的路卻越走越窄,因為階層早已固化,而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有權有勢者,又往往利用自己的“獨特優勢”,去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甚至還要把這些資源留給自己的下一代。
古語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雖然這里邊的“官本位”意識我不甚贊同,但是科舉制度確實為“庶民”成為“士人”創造了一個相對公正的機會。白巖松說,“沒高考拼不過富二代”,可是,在教育資源和就業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情況下,有了高考,“農二代”也不見得能拼過富二代。(大公中原新聞網記者 袁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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