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3年國考報名審核通過人數統計圖 數據來源：中公教育
2013年國家公務員考試超150萬人報名。圖為浙江溫州某考點，考生結束考試后走出考場。環衛成求職“香餑餑”
編制竟有強大號召力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這恐怕是近幾天最熱的網絡流行語之一。據報道，盡管落選了哈爾濱環衛工的招考，研究生畢業的王洋說了這樣一句“豪言壯語”，表達了自己對“編制”的癡情。29名報考的研究生中，只有7名通過考試，正式走上了哈爾濱的清掃保潔崗位，擁有了他們孜孜以求的鐵飯碗。據介紹，此次參加競爭的7000余人中，超過四成應征者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
“編制”，這個富有中國特色的詞語，在大學生的就業抉擇中所占權重越來越大。不僅是環衛工，即便是號稱“冷崗位”、被多數人覺得有點晦氣的殯葬業，也因為有著“事業編制”的標簽，在就業市場上頗受追捧。上海市殯葬行業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大學畢業生數量已逾從業人員的30%，2009年入行的108名大學畢業生，至去年3月份在職比例超過85%。
其實，政府部門的“編制”有著更為強大的號召力。近年來，號稱“國考”的國家公務員考試熱得燙手，報考人數每年都在100萬人以上的高位運行。其中，2013年國考最熱崗位的考錄比竟然達到了令人咋舌的8436∶1。而前不久，一則考生開著豪車參加國考的新聞，更成為“編制”誘惑的有力注腳。國考的紅火還“烘焙”出培訓市場的“大蛋糕”，以10萬元起家的公務員考試培訓機構華圖教育，憑借國考東風成長為營業額過億元的“大戶”。而整個公務員培訓的市場規模，據稱已有數十億元之巨。
國企“編制”也“一票難求”。在很多人眼中，國企的工作不僅穩定，而且收入高、很體面。據人人網發布的《2013應屆畢業生求職意向調研報告》顯示，2013屆畢業生最愿意去的單位是國有企業。
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主動跳出體制紛紛“下海”，曾一度形成風潮。而如今，年輕人卻越來越偏愛“編制”、回歸體制內。穩定性、低風險、高保障，被不少人視作體制內的優勢。但專家指出，體制內誘惑的精髓之處，在于隱性權利、身份賦予等賬面之外的好處，這也是眾人逐鹿的真正動力。
轉型風險催生求穩心理
資源富集誘發編制情結
“非編制不要”的心態之所以盛行，在北京大學[微博]教育學院院長文東茅教授看來，與就業市場供大于求的大背景和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有關。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為體制內工作帶來了較高的社會聲譽，今天的環衛工人有可能就是明天的環保局長。”文東茅說。
而社會的急劇轉型所帶來的職業選擇風險，加劇了人們“求穩圖安”的心理。“體制內的工作因為穩定、未來可預見，成為規避風險的極佳選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李家華說，“同時體制外工作的社會保障體系尚待完善，升遷渠道很受局限，這就可能迫使一個研究生寧愿選擇環衛工這樣的邊緣崗位，也不愿意進入薪酬較高的私企。”
一方面是社會保障的缺失，另一方面卻是體制內部門的“過度”保障。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小章認為，目前中國的制度環境使資源高度集中于公權力部門。而個人找工作的標準，多是尋求利益的最大化，體制內為求職者提供了體制外無法獲取的資源，顯然更為誘人。
所以，有網友認為，大學生熱衷報考公務員，不過是基于現行資源配置傾斜體制內部門而作出的利益最大化選擇，不宜過度指責。
體制內心態不僅是中國的熱議話題，還具有世界語境。李家華認為體制內心態是一個世界性現象，包括美國、新加坡、香港等地區都有這種情況。
據了解，在香港，公務員同樣也是大學畢業生熱捧的鐵飯碗。以2010年為例，香港特區政府推出5154個職位，共接到超過65.5萬份申請，相比內地“國考”毫不遜色。
不過，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行政學教授黃偉豪表示，香港大學生對公務員的崇拜尚算理性，與內地的“國考熱”不是一回事。
黃偉豪解釋道，一來，香港大學生在報讀專業時已對未來有了初步職業規劃，報考公務員的學生多為政治行政系或公共管理系的大學生，其他專業的學生對公務員的興趣并不高。二來，公務員的福利待遇雖然不俗，但在香港市場經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就業取向多元化的大環境下，從事其他工作也可以達到相當的生活水準甚至更好。
安逸心態可能扼殺創新力
靠法治擠掉編制多余水分
“編制”情結，看上去只是個人選擇，然而它會形成強大的示范效應，對社會帶來的隱患不容忽視。王小章認為，優秀人才過度集中于公職部門，可能令其他行業淪為人力資源的洼地，致使人才供需結構不均衡，最終可能導致個人的最優選與社會的最優需之間不能有效匹配。
縱容“編制”情結更為嚴重的后果，是扼殺社會的創造力和活力。西南政法大學[微博社會法學教授陳布雷認為，在法治社會中，公務員只需循規蹈矩即可獲得一定程度的升遷。但是，真正的一流人才應當去更具挑戰性、創造性、高收益的崗位，這樣才能激發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
社會創新的制約威脅，不只是中國在面對，即使在市場機制比較健全的韓國，公務員熱也引發了本國輿論的擔憂：太多的青年追求穩定，可能導致國家失去創新力和發展力。
“體制內對于創新價值的鼓勵不足，而大學生也看不到創造性勞動的價值，這就讓社會越來越遠離創造性。”李家華說，“我們需要引導學生認識到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多層次的，尤其在強調創新的中小企業，急需優秀大學生的加盟。”
但是，目前中小企業卻遭遇了“人才荒”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教授表示，現在大學生都不愿意到中小企業去，因為中小企業在薪資、社會保障等方面都不如大企業和國家機關規范。
“我們依然需要通過改革用工體制，將體制內崗位所附加的不正當利益剔除，為體制外崗位提供更多的保障，使之招工、用工逐漸規范，拓寬和延伸升遷通道，如此才能引導就業正常化。只有真正實現不同工種、不同崗位的同工同酬，只有實行相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使人們擺脫對體制內的盲目留戀。”陳布雷說。
有人建議，政府應制定政策，加強引導，讓年輕人摒棄非編制不要的心態，鼓勵他們走入市場，在充分競爭中尋找到真正的自我定位，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然而，專家認為這種觀點只是治標之策。“體制機制的修補及對青年就業觀念的引導只能治標，我們要從根上將體制內部門拉回合理的性價比區間。”建立法治社會，用制度約束公權力，被王小章視作扭轉心態的根本之道。
他建議，要將公權力置于法律法規的監督與制約之下，還應該使之受到民眾監督，建立公權力與民眾之間的制度化聯系，“只有這樣，人才的職業選擇才會更加多元，主動分流才能成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