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孩子一樣缺乏照料的是這間本就破敗的土屋。往日里，下大雨的日子，許林芳會一夜不睡，用塑料盆一遍遍地接雨水往外倒。在母親缺位后，失去對手的雨水肆意腐壞著這間土屋，豬圈外的茅坑旁堆滿了新落的墻土。根據鎮政府6月的一次檢查，這間房極有可能垮塌，大兒子收到了一份危房限期整改通知書，限3日內整改。除了把這張A4紙一半大的小紙條收到一個塑料袋中，他做不了什么。
5
7月中旬，被判緩刑的許林芳回到了這間土屋，繼續和周德軍的父親和兄弟做鄰居。
在血跡被時間模糊后，那些多年來同情許林芳的遭遇卻難以過問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熱心地簽名并按上紅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對許林芳新的期許。
首先，村子再次展現了它的寬容和善良：在為壽宴忙碌的三天里，許林芳和其他親戚、鄰居相處融洽。他們一起殺雞宰豬、燒火添柴、布置碗筷、在水溝邊合力清洗二十桌的盤子碗。在和這位“兇手”一起勞動時，死者的親戚、鄰里毫無異樣。
耳朵不好的周老頭一直坐在角落看著大家忙碌。他是家里最后一個得知兒子死訊的人。直到事發那天下午，周德軍的姑姑趕到周德軍家哭，他才知道兒子沒了。老人全身顫抖，一激動暈倒在地。此前，老五騙他說，周德軍和許林芳因為吵架吵得兇，被鎮上警察帶走了。
“開始生氣啊，但現在好了。”他語氣平靜地說。飯桌上，他從許林芳手里接過飯。兄弟們對周德軍講不出什么正面評價，但周老頭還記著他的一些好：“孝心還是有的，有時候給我夾菜。”
兇案仿佛是別處的故事，歡笑和仇恨一視同仁地被生活和時間消磨。
在寬容之外，村子也為一個貧窮的帶孩子的寡婦設定了應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必須當好“母親”，把孩子拉扯成人。這是周德軍的兄弟、父親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許林芳煩惱的源泉，也是她還得以繼續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小孩要讀書，房子房子要倒塌。家里開支那么大，你說怎么過啦，這個生活。”她常常覺得活著沒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著。
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房子。她不想讓孩子們在這個布滿裂縫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覺、吃飯。在公安局、婦聯等的資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經平出來了，但她還缺蓋房子的錢。
另一個問題是戶口。二兒子、三兒子和四女兒還在上小學，由于是超生的，又沒錢交罰款，這三個孩子都是“黑戶”。她不知道他們以后該如何上中學，如何買火車票，如何出門看外面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