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國內最大的留學(微博)生社會團體——歐美同學會舉辦的北京論壇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透露，截至2011年年底，中國累計有近82萬名留學人員回國。
據統計，1872年之后的百年間，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不過13萬；1978年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累計出國留學人數超過230萬。其中，自費出國留學人員200多萬。
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優秀的海歸群體積極投身高科技創業、關心公民社會建設、關心環境保護，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生態格局。像百度、搜狐、新浪等互聯網高科技，“海歸的推動功不可沒”。
此前的多項統計顯示：教育部直屬高校中，78%的大學校長是海歸；中國科學院81%的院士、中國工程院54%的院士，有留學背景；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人中，21人是海歸……
馬軍：發現環境保護動力
在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時，馬軍認為找到了中國環境保護的一種動力——環境信息公開。
馬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一年的訪問學者經歷，“所得甚多”。從美國回到國內后，他創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并擔任主任，成為這家NGO(非政府組織)的創始人，開始致力于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和污染防治。
出國之前，馬軍已經開始從事環境保護方面的研究，他編寫的《中國水危機》一書，1999年年底由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2002年，馬軍進入一家國際環境咨詢公司工作，負責為在華投資的海外企業提供有關中國環境、健康和安全相關政策和法律的咨詢服務。
當時，中國的環境挑戰已經非常嚴峻：水污染讓一些地區的農村人口難以喝上潔凈的飲用水，土地污染導致食品安全問題出現。但在當時，如果要找公開的環境質量和企業違規等數據，則非常困難。
“后來，耶魯大學北京同學會叫我去做演講，講中國面臨的水挑戰。耶魯畢業的一個教授聽到之后有很多感觸，就跟我見面，說希望推薦我去耶魯做訪問學者。”馬軍回憶說。
耶魯大學有一個世界學人項目，每年從全世界挑選十幾個人到耶魯大學，一起討論全球面臨的挑戰。馬軍申請的就是這個項目，競爭激烈。
2004年7月，馬軍經多輪選拔赴美國。在耶魯大學期間，馬軍選修了環境法與政策課程，詳細了解美國環境法的來龍去脈。
馬軍發現，在美國，公眾的廣泛參與推動了環境保護。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的水污染相當嚴重，公眾通過“世界地球日”等行動表達意愿，最終推動國會立法，成立專門的環保機構和一整套制度，保護環境。其中，正是環境信息公開推動了公眾參與。
馬軍認為，如果公眾都不知道飲用水發生了什么事，周邊水環境是什么狀態，那些違法企業是怎么違規排放污水的，怎么能夠有機會去參與呢？
2003年，我國出臺了《環境影響評價法》，明確規定了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權利。國內的早期環保NGO轉向參與重大環境決策，切入公共決策。以怒江建壩為例，綠家園、自然之友等環保NGO開始介入，促使高層慎重決策。
“中國剛好跨越式進入信息時代，也為環境信息公開開辟了一定的空間。”馬軍說，“美國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可以為我們借鑒。”
正是在課堂上，馬軍形成了通過環境信息公開推動中國環境保護的想法。“國內環境執法不嚴，環境訴訟非常困難，企業環境保護的動力嚴重不足，環境信息公開就是這樣的動力。”
回國后，馬軍在2006年年初開始籌備專門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組建專門平臺——環境信息公開的數據庫。
2006年9月，馬軍組織編寫了我國首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公眾通過該地圖，可以檢索到全國31個省、近300個地級市的水質、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中國水污染地圖”還公示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企業。
此后，馬軍的團隊又發布了“中國大氣污染地圖”數據庫。
馬軍認為，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任何一個部門一個機構或者個人所能解決的，它必須要有更廣泛的參與，包括眾多NGO的參與。
2007年，包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淮河衛士等在內的多家環保NGO，聯合發布“綠色選擇倡議書”，號召消費者關注企業的環境行為。
2008年5月1日，《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施行。馬軍透露，環境保護部在制定該辦法時，與包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在內的很多NGO進行了交流和探討。
此后，包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在內的多家環保組織與全國30多家IT品牌企業溝通，促成了其中多家品牌強化了供應鏈環境管理，推動一批供應商進行了整改。
2009年開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與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開始對全國113個城市水污染源信息進行調查，同時關注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狀況。
馬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3年來，已經有超過710家企業就其環境監管記錄與他們進行溝通，并作出相應改進措施。被關注城市的環境信息公開也有所進展，第一年的得分只有31分，去年突破了40分。
王名：NGO推動力
向法治周末記者回憶起6年的留學生涯，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微博)NGO研究所所長王名說：“留學生活對我的影響非常大，首先是生活方式，然后是思維方式，包括做學問的態度乃至整個人生價值觀。”
20年前，在中央黨校擔任講師的王名踏上去日本的留學生涯，他的第一站是日本福井大學。在福井大學進修結束后，王名轉到京都大學自費留學。在京都，他一邊打工一邊讀書，和兩個日本學生一起，住在京都大學的一間學生宿舍里。
白天上課，下午4點下課，晚上6點到打工的地方干活，晚上10點前結束，然后回到住處。這是那段時間王名的生活。他干的是刷盤子的工作，剛開始經常被店主訓斥，因為沒有做好。
“后來我發現，日本人干任何事情，哪怕讓他去掃廁所，他也會把這個事情做得一絲不茍，而且要做到最好。”王名說。他慢慢發現，事情不做好，誰都挨批評。但你要把事情做好了，誰都尊敬你。后來店主成了他的好友，還單獨請他吃飯，幫了他很多忙。
王名于1997年在名古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第二年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他帶了20多箱書回來。一位校領導去他家看他，望著一屋子沒開箱的書問他想做什么研究，他回答說：“想研究NGO。”沒想到這位時任校黨委書記馬上告訴他：“我支持你。”
1998年10月，清華大學召開了國內首次NGO學術研討會，中國第一個NGO研究機構——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后改名為“NGO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名擔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該中心(所)陸續開展了有關中國NGO和公民社會的多項實證研究，積極影響相關政策和立法，先后出版了《中國NGO研究》等數十部相關研究報告和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