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關于“高考狀元”的炒作有點降溫，轉到了香港。如：港大錄取了363個學生，其中21人是高考省市狀元，比去年增加4個。炒“高考狀元”，無非是炒大學，可以看出高考入學的一種新的走向。但是，這類消息對“狀元”們日后的成才，并沒有多大意義。
倒是一個問題值得研究：“高考狀元”今何在？云南省教育廳長羅崇敏研究了1977年到2009年全國的124名高考狀元，他發現：“一個都沒有成為所從事職業領域的領軍人物。”這個結論，對崇拜高考狀元的人兜頭潑了一盆冷水。無獨有偶，“高考狀元研究”課題組專家趙德國，調查了自1952年至2011年全國范圍內的1400名高考狀元，調查結論跟前者不謀而合，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高考狀元無一人成為職場狀元。當年高考中了狀元的，離校投身社會后，大多湮沒無聞。
緣何如此？道理并不復雜：“高考狀元”為了追求高分，往往把精力用于解題、用于死記硬背。時間是一個常數，當他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背書和解題時，不免顧此失彼，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必然大受限制。人的創造性、想象力、彩色思維，是培養一位頂尖人才所必具的品質。“高考狀元”多數只有分數的優勢，一旦走向社會，其死讀書的短處就顯出來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難以成為頂尖人才，便不是偶然的了。
個人在職場成功的關鍵因素并不全部在于智力，而在于個性、情緒智力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等非智力因素。考察一個人的真才實學，主要標尺是看他能不能做到活讀書，能不能活學活用書本知識來解開社會實踐、科學研究和生產實踐中的各種難題。俄羅斯的知名導演斯坦尼說過：“沒有頑強的細心的勞動，即使是有才華的人也會變成繡花枕頭似的無用的玩物。”許多“高考狀元”正是如此。
當然，高分高能者也是大有人在。比如化學家侯德榜院士，當年考清華12門功課1200分滿分，但他的動手能力也很強，創立了中國人自己的制堿工藝——侯氏制堿法。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從讀私塾到考入唐山路礦學堂。每次考試，他的成績都是全班第一。上世紀30年代，他主持設計并組織修建了錢塘江公路鐵路兩用大橋，成為中國鐵路橋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因此，對高考狀元不可一概否定。
人的一生是多次博弈的過程，不要把“寶”全押在分數上。一個人的成才，機會多得很，看你是否能夠及時抓住。
既然“高考狀元”難成“職場狀元”，我們就不必過于追求分數，不要把“高考狀元”看得過重。分數是要的，學歷也是個好東西，但過于看重分數、學歷、考試名次，有時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我們對于應試教育的嚴重弊病和消極后果，應有進一步的清醒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