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公務員考試持續升溫，報考人數不斷刷新紀錄，每年的公務員考試都成為廣大應往屆高校畢業生厲兵秣馬的首選陣地，人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公務員熱”。從國家到地方，公務員考生除參加“國考”外，為增加考上的幾率，考生還會輾轉于各地參加考試，這群“專注”的求職者被人們起了個時尚的稱謂——“考碗族”，成為大學校園內繼“考證族”、“考研族”后的新一代考試族。
上世紀80—90年代，大批科技工作者、知識分子以及部分公務員離開機關，投身企業或自主創業，“下海”一族也被社會各界所關注。曾幾何時，“下海”創業如同中華大地春雷過后的新鮮產物，充分體現出當時社會人們求新求變的迫切要求，與眼下的“考碗族”擠破頭進國家機關形成了鮮明對比。
表面來看，這一方面是由于就業壓力大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務員考試門檻較低，絕大多數大學生都符合報考條件，使得考試的“平民化”程度較高，且成本投入相較于考上后的待遇以及職業保障，可謂是一項具有高收益、低門檻、零風險的“良好投資”。而下海創業被視為冒險者的游戲，下海者放棄原本穩定收入和各種保障，到市場中尋找不確定性的收益機會，并不適合所有人。
“考碗”與“下海”都是人才配置及流動的一種社會現象。在“理性經濟人”假設條件下，人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尋求個人整體利益最大化選擇，包括權衡預期收入、職業風險、工作難易程度、個人愛好、家庭、社會地位等因素。不論“考碗”還是“下海”同屬于個人選擇問題，本無可厚非，但作為社會風氣或激勵導向就具有討論的價值了。
是什么導致不同時期人們更樂意選擇考公務員而不是創業或投身企業呢？制度決定了人們各項投資的方向選擇，制度安排劃割了人們的選擇空間并起到了導向性作用。制度經濟學家諾思(Douglass C. North)認為“制度變遷決定了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演化方式，對人的行為也會產生深刻影響”。也就是說，制度安排的變化使得人們會自動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行為，而不論這種利己行為將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上的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