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的小王，重點大學法律專業的高才生，正全力沖刺公務員考試，但人生因一紙診斷而改變。
一個月前，他被確診為艾滋病感染者。
如何從噩夢里走出來，他的日記記錄了心靈掙扎的過程。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我國定下的宣傳主題是“行動起來，向‘零’艾滋邁進”。
河南商報摘選他的部分日記，希望我們每個人能相互關愛、相互尊重，真正了解艾滋、消除恐懼、守望相助。
22歲的他突然覺得外邊的陽光不再屬于我了，好恨自己！
2011年10月21日周五
這是一個普通的早晨，我一邊刷牙，一邊哼著小曲。
電話突然響了，對方自稱是疾控中心的，問我9月份是不是獻過血，能不能一會兒去他們那里面談？
我的血有什么問題？作為一位GAY(男男性行為者)，我突然想到很可怕的三個字！牙刷一下子被我咬斷了，鏡子里的我臉色煞白。
坐進疾控中心一間辦公室，工作人員很客氣地遞過一份報告，一個大大的紅色印章直刺眼睛：“陽性”！淚水隨即在眼里打轉，強忍著才沒有掉下來。突然覺得外邊的陽光不再屬于我了，好恨自己！
2011年10月22日周六
昨晚終于累得昏睡過去，等我睜開眼的時候，有那么一刻，我覺得這是很美好的一天，準備爬起來。
突然間我又想起了昨天的事情，一瞬間，全身的力氣一下子被抽干，我又無力地躺下。
躺到不能再躺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是不是應該想想往后的生活怎么辦。
紅絲帶網、聯合國網站、紅十字會——網絡里就像是大海撈針一樣，這個時候我特別需要找個人說說我的恐懼，告訴我未來怎么辦。
終于，輸入“河南感染者”幾個字后，蹦出來的一個“河南三禾工作組”引起我的注意。他們自稱會幫助艾滋感染者。我就需要找到這樣的組織。
聽到電話通了，我的手激動地抖。
2011年10月24日周一
這幾天，我每天都堅持給三禾工作組負責人吳濤老師打個電話，討論以后的生活。
我說，這些錯是自己造成的，自己只能承擔這個后果。
但吳老師馬上就反對，他說這不是我們的錯，我們沒有錯，我們只是不懂得怎樣保護自己。
雖然此前已經接受了自己被感染的事實，罪惡感并沒有減輕，但這句話真正讓我卸下包袱，不再怨恨自己。其實，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沒有求生的欲望。
2011年11月27日周日
今天，是“國考”的日子。
不過，相對于其他人拼命考好的心態，我是想著如何考砸。
爸媽一直希望我當公務員，這以前也是我的奮斗目標，可自從知道《公務員體檢通用標準》中判定艾滋病不合格，我就死了這條心。
我知道有人為這不公正的待遇打官司，我沒這個勇氣，暴露在公眾面前，讓別人在我爸媽后面指指點點……
16歲的他
我以為就跟得了感冒啥的一樣
小王正在努力開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是記者希望采訪他時，他選擇了拒絕。
前天，45歲的老何和16歲的小方選擇坐在了記者的對面，他倆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老何說，站出來是想告訴讀者，拋去眼淚、悲傷、焦慮，挺過來的我們，真的，和正常人沒什么區別。
一年前被確診為感染者的老何已度過那段煎熬的日子，但回憶起那段經歷，輕松的表情瞬間現出恐懼。
而臉上仍透著稚氣的小方只有16歲，今年3月份，來鄭州玩的他聽朋友建議，進行了艾滋初篩，15分鐘后，結果出來，他為陽性。
此前，剛剛初中畢業的小方從不知道艾滋病為何物，結果是陽性意味著什么，“我以為就跟得了感冒一樣”。
“很多感染者剛知道結果時，要么過度恐懼擊垮精神，要么因為無知而無畏。”艾滋病感染者幫扶公益組織——河南三禾工作組負責人吳濤說。
被發現時，老何的病情已非常嚴重，免疫細胞CD4只有80，而正常的最低標準也要410。
服的藥中有種藥的副作用就是嘔吐，因為免疫力低，老何的反應更強烈。
“整整吐了4個月，每天只能喝點面湯，然后盡量壓著，但最多半個小時又吐出來了。”老何回憶，那時身高1.75米的他，體重不到100斤，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
而小方因為發現得早，不用服藥也很精神。吳濤說，這就是感染者早發現、早干預的重要性。
45歲的他
無意中發現我的化驗報告 兒子當時就哭了
后來，一位專家幫老何調了藥，嘔吐才停止。
“雖然痛苦的時候生不如死，可一旦能吃飯，求生的欲望立刻來了。”老何說。
如今，老何面色紅潤，不知情的人很難想象他是一位艾滋病感染者。
“這幾次檢測，我的病毒載體都為零。”他高興地說，只要每天準點吃藥，病情是可以控制的，如今，他又找了新工作。
不過，老何說，最關鍵的，還是他找到了“組織”，有了傾訴的地方，此外，就是家人的支持。
如今，母親、妻子、弟弟、妹妹都知道他的病情，但誰都沒拋下他。
“妻子剛知道的時候，只是哭，有過抱怨，但一次分手的話都沒說過。”老何說，最讓他揪心的是遠在外地上大學的兒子。
今年放寒假時，兒子無意中發現老爸的化驗報告，“只看了一眼，就啥都明白了。”老何說，兒子當時就哭了，可是后來他奶奶對他說，你越哭你爸越難受，兒子后來在我面前再也沒哭過。
“以前往家里打電話，兒子都想不起我這個當爸的，可如今，每次都要問問我的身體咋樣。”老何說，親人的支持，讓他能保持好的心態，身體的免疫力也會跟著提高。
聲音
謠言，是對他們的丑化與歧視
不過老何最擔心的，還是來自社會的不公平待遇。
他聽說，外地一位艾滋病毒攜帶者腦梗需要搭支架，在綜合醫院是個普通手術，可專科醫院做不了，家屬跪在地上求也沒用。
前段時間，一條“艾滋病人往食物中放血”的謠言四處傳播。
老何說，隔一段時間都會有類似的謠言出現，其實這是對他們的丑化與歧視。
“我認識的感染者，沒有一個仇恨社會，相反，他們在用心思考著怎么能繼續生存在這個社會。”老何說。
工作時，每次吃藥，老何一定要躲到沒人的地方；和同事一起吃飯，盡管知道不會傳染，但他也自覺地把飯菜先夾到自己碗里。
小方則沒這么幸運，他被確診后，縣里的疾控車找到鄉里，再通過村醫找到他們家。
隨即，父母知道了，鄰居也有所懷疑。前不久，有位艾滋病毒攜帶者被暴露身份后，氣得要拿刀砍人。
吳濤說，其實不光社會上的人需要改變觀念，政府也需要。比如對于艾滋病感染者的隨訪，他們叫隨訪管理，為什么不能叫隨訪服務呢？
不過小方說起這些，一臉輕松，采訪期間，他不時跟著老何補充自己的經歷，就像在說別人。這個16歲的孩子，染黃頭發、穿橙色運動鞋，玩著諾基亞最新型手機，但他還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未來將承受什么。
日前，省衛生廳在作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情況匯報時，特別提出社會對艾滋病的歧視普遍，而這種歧視不利于發現感染者，不能進行隨訪、治療和管理，影響防治工作深入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