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月月事件反思：我們需要怎樣的道德土壤？

　　廣東佛山小悅悅的不幸離世讓人感到世間冷漠的可怕，廣州志愿者以“拒絕冷漠喚醒真愛”為主題，發(fā)動市民簽名呼吁，用真愛趕走冷漠。有網(wǎng)友用極端的方法辱罵那些見死不救的路人，更有網(wǎng)友呼吁重獎見義勇為，嚴懲見死不救。 一個始終把“德”放首位的文明古國緣何頻現(xiàn)道德危機？一個嫉“私”如仇國家的公民緣何會變得如此膽小怕事？也許問題就出在我們對“私”的態(tài)度上。無論你是否承認，私心都像是人的影子，不遠不近地和每一個人在一起。

　　馬斯洛認為，自私作為一種需求是分層次的，它們依次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歸屬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價值實現(xiàn)的需要，“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生活富足之后的人們必然會去做善事，以期獲得人們的尊重或自我良心的滿足，“見死不救”不僅讓眾人不齒，自己也會陷入良心的譴責(zé)中，這就是 “人心向善”。因此，不科學(xué)制度極力否定自私的存在，而一個科學(xué)的制度，則傾向于用自私做土壤涵養(yǎng)道德。    

　　富足的生活是道德土壤，但如果人們?nèi)狈Π踩�感，道德的萌芽就會被摧殘。更多人舉手之勞做次善事，并非都圖回報，更多只是為了良心安寧。但當(dāng)一種內(nèi)心萌動的慈善可能給自己帶來嚴重傷害時，本能的自我保護就會占上風(fēng)，理智就會制止慈善的行為。  

　　當(dāng)路過的18個人看到小悅悅時，我們不知道他們心中是否會震顫——不救，良心難安；救人，自己有可能就此惹火上身。他們無法證明小悅悅不是自己撞的，更不知道受傷的孩子是否會成為自己一生的負擔(dān)。為什么人們對于救助小悅悅沒有安全感？不是自己撞的，為什么會害怕別人懶上自己？這源于一種普遍存在的“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每個人都需要自己證明清白，比如南京彭宇案中，法官就讓彭宇拿出自己沒有撞老太太的證據(jù)。   

　　“有罪推定”這不僅僅是法官的思維，更是普通民眾的思維，但這種思維夾雜著對弱者的同情和對不正之風(fēng)的深惡痛絕，往往使其具有正義的面孔。比如，文革期間，只要說誰是地主、賣國賊，大家就會一哄而上把他打倒，甚至是為平民憤“先槍斃，后審判”。他們認為，打倒壞蛋不需要證據(jù)，但卻忘了問自己憑什么認為人家是壞蛋。  

　　前一段時間，網(wǎng)上傳言少林方丈釋永信“包二奶”，無數(shù)人就憑此傳言辱罵釋永信，少有人問一問證據(jù)在哪。“有罪推定”者最有力的一句話是：“無風(fēng)不起浪”，他們認為，只要是傳言的東西就必然有證據(jù)，如果你說沒有，就請你拿出證據(jù)證明自己清白。“有罪推定”的思維還廣泛存在于家庭，丈夫懷疑妻子不忠就向妻子施暴，妻子懷疑丈夫不忠，常會讓丈夫打印話費單自證清白，或者要求丈夫把電話打給對方自己監(jiān)聽。疑神疑鬼的“有罪推定”常會讓夫妻關(guān)系走向破裂。   

　　“有罪推定”不僅能讓沒干壞事的好人膽戰(zhàn)心驚，也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人間悲劇。孩子在外面被人污蔑為小偷，或者在學(xué)校被老師無端批評，一些孩子為了證明自己清白，服毒自盡。一些農(nóng)村婦女為了證明自己清白，賭咒發(fā)誓……這樣的悲劇屢見報端，層出不窮，背后的兇手都是“有罪推定”。  

　　“有罪推定”思維者不僅要別人出示自己無罪的證據(jù)，而且自己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使其對于沒有證據(jù)的慈善充滿恐懼和不安。所以，與其重金獎勵見義勇為，不如下力氣剔除廣泛存在的“有罪推定”思維，“有罪推定”的思維不改變，社會道德就沒有安全的成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