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并了，規模之大，令人感嘆：不是吉林大學在長春，而是長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漢原來有個水利學院、還有個測繪學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學時就知道，現在合并到武漢大學了，融合一塊了，文章發表的指標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見了。北大幸虧沒有和清華合并。大學辦學個性與特色的丟失，是個大問題，現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官場化
病例：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
病因：大學官場化，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
病癥：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象在政府機關里面一樣
病害：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
現在是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學校也有所謂副部級、正廳級等等之分，動機也未必是壞的，可能是為了幫助學校爭取資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長學校的官本位風氣。政府部門有些上不去的官員，就去大學做校長書記，還不是促使學校越來越官本位？院系一級的黨委書記有的也高度職業化，都是外派的，不懂業務，就很難進入狀態(這方面北大好一些，院系一級黨政領導幾乎全都是本院系的老師，不當這個“領導”了，就回去當老師)。
現在大學官場化，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以致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有點可悲。不是處長不重要，是這種風氣不適合學校。管理對于學校教學科研的運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領導，而是服務教學科研(不是服務教師)。管理做好了應當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應當是當官。
我到過一些學校，看到有些院系支部書記的權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長、系主任，一級一級官階很鮮明，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象在政府機關里面一樣。我當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稱呼我“溫主任”的，那樣稱呼會讓我不舒服。許多大學的官本位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職，地位就比教授、老師、學生要高，甚至動輒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一個體制下面，怎么可能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風！
更嚴重的是許多大學書記和校長職責分不清，說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可是“兩個一把手”，黨政不分，誰最終負責？往往就是誰強勢誰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還彼此矛盾爭斗，影響工作。這個問題好像很難解決，但總要想想辦法，有所改進。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傳統宗法制度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網的劣根滋長，腐蝕了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大學精神。
“五病”：“多動癥”
病例：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接著又搞“元培學院”
病因：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DP”
病癥：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么“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人目不暇接
病害：折騰效果值得懷疑
過去搞運動，反復折騰，是“多動”。現在也“多動”，是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么“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人目不暇接。意圖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懷疑。
教育有滯后性，不能老是變動。有些試驗要跟蹤多年才能下結論。比如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我稱之為“無疾而終”。接著又搞“元培學院”，也是著急出經驗，弄到現在全國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還是比較成功的吧，為什么要大動干戈？即使試驗，也要有個過程，有跟蹤。我們都有點沉不住氣，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我們大學教師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氣，這才是大問題。
上級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動”。但學校應當有自己主心骨，盡量抑制“多動”。我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國大學的中文系幾乎全都“升級”為學院了，我說不必去跟風，即使要變學院，那也等全國的中文系都“升級”完了我們再升格吧。現在全都“升級”了，這里還是巋然不動。我不當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級為文學院，也就不可逆料了。我們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針對“多動”，我們這些年提倡“守正創新”，在比較艱難的條件下，教學科研以及課程建設還是維持在較好的水平。這也得益于北大的寬容，校方沒有逼著我們“多動”。在許多情況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實。辦教育和辦工廠不一樣，教育需要積累，不宜變動太過頻繁。我們把“守正”放在“創新”前面，是想說明繼承優良學術傳統的重要性，基礎性，不贊成浮躁的教育“大躍進”。我們能做的不過是要堅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將之付諸于積極的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