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是一個全球性社會問題，在不同地區“啃老”者被冠以不同的稱謂：“袋鼠族”、“‘回飛棒’小孩”、“賴巢族”。
80后“啃老”現象不斷遭到媒體詬病，其實“啃老”并非中國獨有。20世紀末英國人用NEET專指“既沒有上學也沒有就業或接受任何職業技能培訓、必須依賴父母養活的青年人”。1998年法國《快報》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詞匯“袋鼠族”，用來比喻“大學畢業后，到了就業年齡，卻以薪水少等為理由，仍依賴父母的那些年輕人”。類似群體在美國被稱為“‘回飛棒’小孩”，在德國被稱為“賴巢族”，在臺灣地區被稱為“尼特族”。“啃老”是一個全球問題，所以我們在討論中國年輕一代“啃老”現象時，不能簡單歸因于父母溺愛、教育缺失、年輕人缺乏獨立拼搏精神、社會福利水平低等，而應該探討現象背后更為深刻的原因和影響。
科技進步和經濟轉型導致的“社會性斷乳”普遍推遲，是全球性“啃老”現象的根本原因
孩子長到一定時候，“在撫育的末期，必須有一個社會性的斷乳”。問題是，子女什么時候才算真正長大呢？這不僅涉及生理學知識，還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學問題。傳統社會中，成年主要以生理成熟為標志，并通過各種“成人禮”來紀念。從經濟和家庭生活的角度來看，一般將年輕人能夠在勞動力市場謀得一份職業作為成年的標志，因為此時他基本可以養活自己，可以進行社會性斷乳了。只不過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轉型，勞動者需要更多的知識儲備和技能培訓，才能謀得一份滿意的職業。這導致了一個重要后果，即社會性斷乳的普遍推遲。以往一些國家以18歲作為子女獨立的標志，但是目前大多數國家18歲的青年依然在接受高等教育，還需要父母供養。正因為如此，撫養期被拉長，社會性斷乳延后，這是全球性“啃老”現象的根本原因。
近年歐美國家主要以危機型“啃老”為主，而中國主要以發展型“啃老”為主
筆者將“啃老”分為兩類：一類是危機型“啃老”，系因經濟危機或波動影響青年就業而導致；一類是發展型“啃老”，特指社會發展過程中子代無法承擔教育、城市化等高額成本而出現的依靠父輩的現象。以此來看，近年歐美國家主要以危機型“啃老”為主，而中國主要以發展型“啃老”為主。
20世紀90年代末，英國青年中有接近十分之一的人沒有工作，靠父母供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失業率提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買不起房，淪為“啃老”族。意大利、德國、日本、韓國等面臨同樣困境。這種現象與宏觀經濟形勢有直接關系。對于歐美國家“啃老”族來說，“啃老”是高失業率的直接后果。
目前中國的“啃老”現象，主要與快速城市化有關，因為更多的人在涌入城市，追趕著高成本的都市生活。任何一個國家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過渡到電器、房產等耐用消費品時代，都面臨著高度風險。社會發展壓力增加了人的生存和成長成本，當其不能由一代人單獨完成時，就需兩代人共同分攤。如果說中國“啃老”現象是兩代人分攤城市化發展的成本，那么對于歐美高失業率國家來說，“啃老”就是兩代人分攤經濟不景氣的負擔。
經濟發展水平與“啃老”負擔
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啃老”給父輩帶來的負擔也有所區別。西方發達國家相對富足，家庭收入和社會福利都較高，“啃老”是“有限負擔”，家長尚能從容應對，所以代際關系并不是特別緊張。相反，中國是“未富先老”，父輩家庭承擔著巨大的負擔，老人積蓄有限，“抗啃”能力明顯不足。
一些學者將子代對父輩的過度索取現象概括為“代際剝削”，雖然用“剝削”一詞描述父子關系讓人在情感上無法接受，但是從兩代人的物質交換過程來說，父輩確實遭受了嚴重的剝奪。巨大的社會轉型成本，通過子代轉嫁給了父輩，而這是歐美發達國家不曾遭遇的。
該如何應對“啃老”現象
費孝通認為，中國的代際關系是反哺模式，親代撫養子代，子代贍養親代；而西方是接力模式，甲代撫養乙代，乙代撫養丙代。在中國傳統的代際關系模式下，夫婦能夠更大程度地容忍這種子代壓力。或者說，正是這種無限責任的代際倫理，使中國家庭分擔了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本，而不用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因高社會福利而不堪重負。對于我們來說，治理“啃老”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強宏觀調控，特別是房價調控，降低城市化成本，緩解青年一代壓力的同時也解放了他們的父輩，“啃老”現象自然得到控制。
對于歐美國家來說，問題卻沒有那么輕松。宏觀經濟形勢不能輕易改變，政府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來協調老年和青年的利益關系。法國為了減輕財政負擔，不得不推遲退休年齡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因為按照目前的局面，單靠年輕人工作根本無法養活老人，只能讓老人繼續勞作，自己養活自己。這是整個社會層面的“啃老”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