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蕩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
二代農民工向往城市，因戶籍、家庭背景原因不被接納
快兩年了，王東一直在北京朝陽區金盞鄉打工。上世紀90年代，王東的父母就從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盞鄉打工。幾年后，他隨父母來到這里，并在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但由于沒有北京戶口，小王在北京無法高考，所以初中畢業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學，并在當地考上了大專。2009年，大專畢業的他又回到了金盞鄉，但一直沒找到穩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廠打零工。
沒有戶口，意味著王東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父母都是外來的民工，王東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資，買房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談到以后的生活，王東一臉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發展前途，先在這邊熬著，慢慢找機會吧。”
王東的生活狀態，正是大多數二代農民工的真實寫照。這些年，確實有一些二代農民工通過自身努力擺脫了貧窮、成就了事業，但大多數人還是由于家庭條件差、生存狀況難而游蕩在城鄉之間，成為“邊緣人”。他們來自農村，卻由于長期在城市生活而對農村疏遠；他們向往城市，卻因生活壓力、戶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納，很難分享現代生活的快樂。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與父輩相比，二代農民工也有自身顯著的特點。他們接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會穿西裝、打領帶，喜歡使用新款手機，普通話說得不錯。除了干活，他們還喜歡考慮自己的將來，盡管這種籌劃往往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李煥今年18歲了。自打他記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東的爺爺奶奶家，自己則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煥學習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繼續讀書了，索性隨父母來到了北京。
“剛來的時候，一下就被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別興奮。”李煥說。但沒多長時間，他就發現北京雖好，屬于他們家的卻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區打工，住的房間又小又亂，每天累得回來倒頭就睡，幾乎沒有空閑時間。
16歲的時候，李煥擁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廠里做雜工，干了不到三個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來。”李煥說，之后他在餐廳干過服務員，在大街上分發過廣告單，工作總是換來換去。
談到今后的打算，李煥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還能有什么打算？現在對我來說，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戶、買房子，就希望賺一些本錢，以后可以做生意。”
專家認為，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困惑，我們不能一廂情愿地要求他們回到農村，安心務農；也不能一味指責他們貪圖享受，他們有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政府應當加速戶籍、就業、醫療、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等相關制度的改革，盡快消除造成城鄉差別和工農不平等的體制性障礙，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管理模式，為他們在城市提供更廣闊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