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報考國家公務員[微博]通過資格審查的人數達到138.3萬，其中最熱的一個職位競爭竟然要“萬里挑一”，使近年來的“公務員熱”再度引發了人們的思考。有人認為，“公務員熱”之所以“高燒不退”，與公務員政治和物質待遇優厚不無關系。中國古代雖然并無“公務員”這個概念，但各級官員和辦事員其實也屬于“公務員”范疇。那么，古代“公務員”的俸祿咋樣？
西漢東漢朝廷有“春賜”、“臘賜”
“斗食”級“公務員”月俸僅“十一斛”
古代“公務員”也是拿工資靠俸祿生活的，但古代“公務員”更看重補貼的豐厚。所謂補貼，則指正常工資之外的正當收入，不屬于貪污腐敗、巧取豪奪得來的灰色收入。在古代，公務員最典型的工資性補貼之一，是各式各樣的“賞賜”，一直到清代都不絕。
以西漢為例，賞賜便有定期賞賜、慶典賞賜、功勛賞賜三大類別，有的直接賞錢，更甚的則是賞繒帛、酒肉、車馬，甚至連奴婢、房子都賞賜。
朝廷一年有兩次定期賞賜，分為春賜和臘賜。臘賜更實惠：除了錢、糧，連牛肉都賞賜。如“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
在漢代，官做得越大，所得賞賜便越多，很多時候得到的賞賜性補貼超過正式工資，官員僅靠賞賜便能致富。如漢武帝時期酷吏張湯，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廉官員。《漢書·張湯傳》記載，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遭構陷，時任相當于今中央監察部部長的御史大夫張湯冤獄自殺，死后清查，其“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賜，無它贏。”
當時的1金為1萬錢，張湯所任最高職位御史大夫月俸4萬錢，“五百金”的家產僅靠死工資的話，不吃不喝也要積攢10年。張湯生前不腐敗，這些錢財大部分都是靠賞賜得來的。
但張湯所代表的是漢代的高級“公務員”階層，朝廷的賞賜一般到不了下級官員之中，西漢、東漢皆如此。一般“公務員”不只工資低，補貼也很少，甚至沒有。如東漢，當年最普通的“斗食”級“公務員”，月俸僅“十一斛”，相當于1100錢，而當時一個打工仔(雇工)月工資都有1000錢。因工資少，一些下級官員便向老百姓伸手，弄點補貼，逐漸發展成為腐敗。
南朝時期有“雜供給”、“迎新送故”
地方“公務員”比京官受青睞
魏晉時代，官場實行“九品官人法”，對各級“公務員”的評議劃分出9等考核標準。魏晉“公務員”低工資，一家老小怎么生活？靠的也是補貼和外快，綜合起來，魏晉“公務員”的實際收入并不比漢代低多少，其補貼來源，一是如漢代一樣有價值不菲的賞賜，二是在編制內的一至九品官員，可以合法地占有50頃到10頃的土地，還有50戶到1戶不等的佃戶，這筆外快遠遠超過法定俸額。
在南朝，國家機關的“公務員”(京官)沒有地方“公務員”(地方官)實惠，就是因為地方“公務員”補貼多。地方大員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還享受“雜供給”、“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許的收入。
“雜供給”，由地方政府根據本地情況自行征收，很多官員將之當福利補貼，甚至連雞魚肉蛋都向老百姓征收。南朝齊國吳興太守謝朏，本為京官，就任吳興太守后不思政務，整天就盤算著斂財撈外快，蕭鸞(齊明帝)當皇帝的建武初年，他向吳興老百姓征收雞蛋，收受了數千只雞。
公開收禮則是地方“公務員”工資補貼的又一重要渠道。南朝“迎新送故之法”規定，地方官員調進調出都得送禮，“餉饋皆百姓出”。“送故”所得又叫“還資”，一般送故以三年為期，即離任后三年內，原任職所在地每年都得送禮，當時州郡都設有“送故”官員，稱為“送故主簿”。
“迎新送故”的數額，似乎沒有統一規定，富裕的地方可能多送，窮地則少送。以相當于今市縣一把手的郡縣太守“迎新”禮金來說，有的數百萬錢，有的幾十萬，最少的也有20萬元。“迎新”禮金又叫“見資”、“行資”，應該比還資更豐厚，南朝齊東昏侯蕭寶卷時，名叫曹虎的官員出任雍州刺史，“得見錢五千萬”。
所以，不少京官都希望出任地方官，希望多得外快和補貼。有的皇帝還把地方官的任命當作一種福利送給寵臣好官。如梁武帝時，揚州刺史府長史蕭介比較清貧，梁武帝親自給吏部尚書何敬容打招呼：“蕭介清貧，可以處一郡。”
唐宋時期有“俸料錢”、“職田”
宋咸平二年小縣縣令可享7頃職田
到了隋唐，于東漢末年開始的“菜田”、“祿田”制度被進一步引入“公務員”工資收入體系中。隋朝，在祿米之外，又根據官員地位和品級的不同，提供相應份額的田地作為官員俸祿的補充，稱之為“職田”。此外，又提供本錢(公廨錢)和相應田地(公廨田)，以其收入作為辦公經費，實則大半被當作了個人補貼。
唐代“公務員”的收入相對穩定，除了基本工資(祿米)、職田之外，還有以現金形式發放的“俸料錢”：月俸錢、食料、雜用等。月俸錢，就是每月官員俸祿的現金部分；食料用于工作餐和個人生活，有點類似現代餐費補助；雜用則用于自備工作所需物品。
唐宋“公務員”不僅收入穩定，收入也高，特別是宋代“公務員”，還有更多的補貼，名目多多。雖然也曾因邊境開戰、財政緊張而減薪，但正常情況下宋代“公務員”的福利還是令人羨慕的。
宋代“公務員”的俸祿主要有正俸、加俸、職田三類，其中后兩類屬于補貼性工資。北宋初年，“公務員”的工資并不高，工資水平只有唐代俸祿標準的一半。到趙恒(宋真宗)當皇帝時，國家財政有了好轉，“富有多積”，于是在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開始考慮給公務員加工資。
加俸，主要有職錢、傔人衣糧、傔人餐錢、茶酒廚料、薪蒿炭鹽以及各種添支。其中職錢是最主要的補貼性收入，也是正式工資之外的一項固定性補貼，主要加給大學士等職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員，依級別享受6萬至1.6萬錢不等的加俸。
職田補貼始于咸平元年，之前并沒有，其補貼對象是外任差遣官員。依咸平二年的規定，當時一個小縣縣令可以有7頃職田，中縣縣令8頃，邊遠小州、大縣州長、縣令10頃；最高的是兩京、大藩鎮官員，可以分到40頃職田。
職田雇人耕種，收入全部免稅。職田年收入相當可觀，多的一年能收入900斛，少的也有二三十石，一般都在二三百石到四五百石之間，比正式工資高出數倍，甚者十幾倍。
宋代“公務員”除了加俸、職田外，賞賜也是少不了的，另還有“公使錢”、可以支配的有價證券等。公使錢相當于現代的接待費，實際也都被官員之間用來下館子、買禮品消費了。證券有驛券(免費乘用交通工具)、館券(免費住宿)、倉券等，這些券和現代各種消費券無異。
明清兩代有“養廉地”、“養廉銀”
洪武四年一品大員俸祿僅900石
到了明清，政府奉行“薄俸”制度。比較起來，明代“公務員”的工資是中國歷代最低的。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制定的工資標準，相當于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正一品大員，俸祿僅900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提高了標準，正一品為1000石。至于普通“公務員”，其俸祿就更低了，相當于副科級的從八品為65石，后加至70石。
但明代低工資并不等于沒有補貼，如在洪武十四年的工資改革中，便在歲米之外，增加了不同數額的現金(俸鈔)。廢除了中國古代“公務員”傳統補貼制度中的“職田”，在部分地方官員中實行“養廉地”補貼，其享受對象是鎮守邊疆的官員。正德年間規定：“鎮守給水旱田各十頃，副總兵各半之……原無者各給水田一頃，永為養廉定例。”
明代“公務員”是一個特權階層，享有諸多特權，如賦優免(免稅)，這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工資補貼。
清代“公務員”待遇，比明代也好不到哪去，靠死工資連飯都吃不飽。清政府吸取了明朝薄俸易發貪腐的教訓，增加了“公務員”的工資性補貼。順治年間一度實行柴薪銀、心紅紙張銀、蔬菜燭炭銀、案衣什物銀等，后因財政緊張方取消。
為了生活，地方政府便采取半合法的手法，增加“公務員”個人補貼，實物征稅時增大消耗比率，向納稅人多征，多出的部分叫“耗羨”，截留在地方使用，實際多被官員作為補貼吞沒。
胤禛(清世宗，雍正皇帝)當皇帝后，改革全國財稅制度，耗羨歸公，但考慮地方沒有耗羨后，官員生活可能困難，首創“養廉銀”制度，發給一筆補貼，遠遠高出正俸，導致官員靠補貼生活。
但養廉銀標準各地各人并不一樣，依“地方遠近、事務繁簡、用度多寡”原則分配。如各地督撫的養廉銀，江蘇巡撫12000兩、江西浙江等10000兩，安徽為8000兩，后來一般都增到10000兩以上。而州縣級官員少多了，差別也大，如江蘇知縣在1000-1500兩，而貴州只有400-800兩。
出于公平原則，除給部分京官發放養廉銀外，在京員中則實行“恩俸”制和“雙俸”制。所謂“雙俸”，就是再領取一份與正俸一樣多的補貼，也就是現代的“雙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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