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此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種欣慰的程度，實際上又是相當有限和微薄的。因為一個嚴峻的現實正是，眼下貧困的寒門子弟與大學之間的關系，遠不僅僅表現在大學校園之內，而更多體現在大學校園的門檻之外�！谪毨У闹萍s之下，許多農村寒門子弟在尚未來得及邁進大學門檻之前的上游階段，就已經大量“棄考”、紛紛“輟學”了。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84萬應屆畢業生退出高考，2010年棄考人數接近100萬，相當一部分是來自農村的考生。
而對于名牌重點大學來說，寒門子弟進入的機會越來越少。研究顯示，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 “在重點高校，中產家庭、官員、公務員子女則是城鄉無業、失業人員子女的17倍”。
面對如此幾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大學生源結構，年年不斷看漲的寒門子弟棄考行情，人們顯然又要追問：這究竟又是誰的恥辱？如果從現象上具體考察分析，需要為這種恥辱承擔責任的主體，無疑非常之多。比如，教育范疇內的教育資源配置的嚴重不均衡(集中于大城市的“超級中學”幾乎壟斷了一流大學入學資源)，過度應試化的高考制度本身，高中大學等非義務階段教育學費昂貴。再如，社會本身范疇內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長期固化，城鄉收入差距的加速擴大，真正“自由競爭、選賢任能”的市場化就業體制的遠未形成，等等。
不過，總結歸納起來，“農村子弟棄考”現象背后的恥辱，說到底其實還是以“保障公民權利”為核心的許多改革進展遲緩、效果不彰的恥辱。其中包括，改變過度行政化、高度官本位局面，落實和保障教育辦學自主權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強化政府公共投入責任、維護教育公益屬性并確保民眾廉價受教育權的教育經費保障體制的改革；有效約束政府權力、確保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市場化改革，打破“拼爹”、“崗位世襲”潛規則的就業體制改革。
顯然，如果我們不能拿出“知恥而后勇”的改革勇氣和決心，加速推進上述這些改革，在教育和社會經濟等各個領域，充分兌現和落實“制約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法治原則和精神，那么，這種以“農村子弟棄考”為表征的教育悲劇、社會公平正義創傷，就不僅不可能真正徹底避免，而且會有不斷蔓延并導致社會階層加劇分化斷裂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