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大學新生群體多樣性的退化應引起我們足夠重視。從招生制度改革入手，形成一種與集中化趨勢對沖的力量，可以逐步減輕在升學問題上顯現出來的社會性焦慮，以引導教育健康發展。
最近，有關“超級中學”壟斷著名大學生源的新聞引發熱議。筆者也聽到來自一些中學的聲音：十年前，他們的學生還有不少考進國內著名大學，但現在卻與國內著名大學越來越無緣了。
筆者到過一些著名大學調研，發現這些年招收的大一新生中，中學的覆蓋面確實在不斷縮小，有的甚至在十年間縮小了三成。一些公開的數據分析也顯示，不僅新生中涉及中學的數量減少，而且生源向少數中學集中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這種變化，其實并不是大學刻意所為。大學，只是按照國家的招生制度，在報考的學生群體中選擇“最好的”。但這種招生制度加上一種將“優秀學生”向少數中學集中的力量(地方政府初始引導，以及由此帶動的巨大社會力量)造成了這種令人吃驚的局面。
這種局面是導致“小升初”、“擇校”等社會性焦慮的原因之一——人們看清楚了，只有送孩子到哪里上中學，上好大學的幾率才會很高；而要上那樣的中學，則需要選擇到哪里上小學才比較有可能。而且，我們看不到由于這種局面，現在進入著名大學的新生群體要比十年前的更優秀。也就是說，回望十年，由于一種無形的力量，導致了優秀大學新生群體多樣性的缺失，而多樣性的退化將對大學教育產生長遠負面影響。
為了教育健康發展，我們必須采取措施扭轉這種局面。過去幾年，至少在北京，多次有政策出臺，以抑制“擇校風”、“補習班潮”，但收效不大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利益關系復雜，難以操作，另一方面也在于涉及的只是象牙塔的下半部，一個措施直接針對的面很大，各種阻力也大，難以有全局性影響。筆者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如下建議：
限定一所大學在同一所中學招生的人數不超過所在地區招生總數的一個比例，例如15%。當然，這個比例可根據局面的發展進行宏觀微調。
或者，讓大學自主決定在同一所中學招生人數的上限(當然應該是對所有中學統一的上限，而且是提前若干年公開)。這樣做更有意義，也符合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精神，可以讓一些著名大學先行先試。筆者相信，真正的著名大學，不會因為現在可以從少數中學招得大批高分學生的眼前利益，而放棄推動教育健康發展的責任，以及改善新生多樣性將帶來的長遠利益。
不難想到，這樣的政策給出了一個信號，會讓更多的中學有希望，讓更多的學生有希望。由此向下推開，有可能對基礎教育，以至于對整個教育的生態平衡起到促進作用。
這個建議的基本精神是挑戰“高考分數的決定性”。也就是說，在一個地區錄取學生的時候，不再是簡單按照分數排序，根據招生人數劃出一個分數線，而是也要兼顧學生來源的多樣性。
或許，會有人擔心隨之而來出現類似于“高考移民”的“借讀風”和“轉學風”。筆者認為，一方面可有一些輔助措施，另一方面，隨著政策的實施，教育資源和優秀生源在較大的中學面上分布，那些“風”也就會自己緩下來。而且，一旦優質教育資源過度集中的教育生態改變過來，這種政策的約束性會越來越淡化，其結果會自然體現在大學招生實踐中。
教育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之一。過去十多年，中國教育的蓬勃發展舉世矚目，但潛在的問題既廣泛也深刻。在教育的各個層次，有區別的發展是必要的，也是自然的，但我們要防止過度人為“區別”、“示范”或者“拔尖”所帶來的嚴重弊端。著名大學新生群體多樣性的退化就是有關弊端的一種具體體現。我們當前有可能從招生制度改革入手，也就是從頂層入手，形成一種與自下而上集中化趨勢對沖的力量，逐步減輕在層層升學問題上顯現出來的社會性焦慮，以引導中國教育的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