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教授VS富教授
一位大學老校長眼中的教授貧富
對如今的大學校長而言，年終總結時一年拉到了多少科研經費是重中之重
“窮教授騎飛鴿，富教授開寶馬”，對于如今大學校園里教授迥異的境遇，81歲的老校長常常感慨“滄海桑田”。回顧幾十年來高校不可想象的變化，這位在大學里任教近50年的老人，感覺就像親歷了一部電影。
老校長搞了一輩子的教育，盡管退休了，但還一直關注教育，并且忍不住要發言。就在2009年，他還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采訪，痛斥“象牙塔的倒掉”。
出于多方面的考慮，這位耿直的老人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和所在學校。
這次，看完中國青年報刊登的“窮教授VS富教授”的系列報道，老校長又有話想說。
老校長說，改革開放前，教授們的生活基本屬于溫飽型，買一輛自行車，需要攢上半年工資。不同于今天高校院系之間、學校之間的收入差異，在當時，同一級別職稱的教授收入基本沒有差別。
其時，所有人享受的待遇規則透明而簡約——職稱長一級，住的房子會大一點，每個月比別人多上10元錢。
上世紀80年代，他任一所大學的校長，除了職務津貼之外，也沒有過額外的收入。
1958年，身在大連一所高校的老校長參與主持了全國第一臺柴油機的自主研發。當時，這并不是國家的課題，沒有經費預算，但老校長所在的院系與大連造船廠一拍即合。一批老師帶著一個班的學生，苦干了一年多，各方想盡辦法提供試驗條件，終于研制成功，其間根本沒人提過錢的事情，“就是想要爭口氣，因為國內沒有呀！”
曾經有差不多五年的時間，老校長帶著一幫大學老師從南方城市來到哈爾濱，幫助一個國有大廠技術攻關，整天吃著苞米高粱，沒有菜，就到松花江里撈一種螺螄，清水養上幾天，放在飯里一起蒸，補充營養，一時成為工廠師傅們的笑談——在當地，這種螺螄專門喂雞鴨。機器弄成功了，獲得了國家科技大獎，近10人評上了教授，“也沒想過要一分錢”。
在老校長的記憶里，教授收入差距的拉大，大約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后，而且，主要拉開差距的恰恰是項目提成以及校外兼職的灰色收入。
由此肇始的變化，讓老校長不斷地刷新自己對高校體制、對高校教師的既有認識和理解。
1983年，老校長所在學校得到兩個評選正教授的名額，一幫老教授聚在一起，一人一張紙，現場填寫“你認為副教授中誰能上”，結果當場宣布，并報到省教育廳。哪像現在，要數論文、個人填寫一堆表格。
兩相比較，老校長近幾年聽說的一件有關評報職稱的事則顯得有些荒謬。
一幫副教授要評職稱，英語好的一位沒參加輔導班，一群平時根本不用英語也不會說的人，暑期突擊苦戰一個月，職稱考試一一過關，唯獨這位英語好的考了55分。
“他們居然用應試教育的方式來考核大學教授！”
教授們面臨的遠不止這些。
這些年，院系有了創收任務，教授們有了壓力，請客送禮、拿回扣開始司空見慣，甚至出現更出軌的事，而對于真正的研究，往往能交差就行，“有了對經濟的追求，少了對學術的孜孜以求，其實就是‘逼良為娼’。”
嚴肅的東西一下變得商業化了。院里一位研究生老是往外投論文，老校長有些奇怪，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在給為課題組出錢的企業代寫。
沒有人看學術貢獻、學術態度怎么樣，只要能拉到項目能拉到錢就是有本事。
隨之而來的是，院系也開始沒辦法管教授了，要組織重點項目經常找不到人，對方往往一句話就堵得你無話可說，“你管我，年底的考核任務我怎么交差呢？”
從兩彈一星、牛胰島素到今天突然熱起來的青蒿素，都是幾十年前的成果，今天的中國科學讓世界記住了什么呢？
老校長的觀察是，重壓之下，對于科研，一些教授沒辦法也不愿意精益求精了，硬骨頭沒時間啃了，容易完成的工作先做，“那些基礎性的有風險的科研總是一放再放，最后誰會想起來呢？”
今天的大學校長，年終總結時，一年拉到了多少科研經費是重中之重，也是對外宣傳和對上級匯報的支撐數據。
而20年前，這些還沒有出現在這位昔日校長的字典里，那時，老校長關注的是教學質量的提升，是又多了幾位名家大師。
教學質量的滑坡近年來備受詬病，名教授遠離一線教學即為一端。老校長剛退休的時候，那會兒教授如果不能給本科生上課，還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但接下來的故事則讓老校長有些恐懼。這些年，退而未休的老校長偶爾接些項目，總會有身邊的教授“善意提醒”：成果給人家時“留一手”。請教半天才弄明白，人家辦企業掙大錢，成果全盤托出太吃虧，如果留一手，到時候還可以再私下談談掙上一筆。
這讓老校長很不習慣，“這不是貶低自己的人格嗎？”
讓老校長憂心的遠不止這些。
老校長所在專業有一名十分優秀的博士生，畢業后分到一個很大的企業，專業對口，很快做到企業里新技術發展部的負責人，對于自己設計的一個機械配件，在指定一家企業生產時，獅子大開口，結果被人錄音送到了單位只好遠走他鄉。
老校長對此非常惋惜，“一個好好的畢業生就這么毀了，他不知道市場運行的規律，只知道在學校里帶自己的教授是怎么‘言傳身教’的。”
有時，老校長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老古董”了，“存在即合理，老說人家也不對”，但很快，他又覺得必須說點什么，“一味鉆進錢眼中肯定害了教育也害了國家。在制度設計層面多考慮報酬的公開、合理總是應該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