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體系：
動員社會多方力量參與
防治虐童的保護體系，既包含相關的法律框架，還需要大量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和支持，社會力量乃至更細微的社區力量被整合進來。
翻閱2011年香港虐童統計可以發現，有55%的施虐者，都是受害者的父母。不約而同的是，美國現行的兒童保護措施，也是盡量以家庭服務為基礎的。因為實踐證明，家庭始終是孩子成長的最佳場所。
這就難免會存在政府所無法觸及的情形，即便法律再完善，也沒法確保所有的角落都被公平與正義照耀。于是，社會力量乃至更細微的社區力量就必須整合進來。
令人吃驚的是香港，其兒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會組織承擔，從服務數量看，社會組織(社會福利機構)大約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會福利服務，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社會福利署)提供。而更有意思的是，政府與社會組織除了是協同關系外，還是一種商業伙伴關系：政府通過招投標方式，擇優雇用社會組織進行項目實施。社會組織以企業模式經營，并要面對來自其他同類組織的競爭。市場的力量，在香港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防治虐童的保護體系，既包含相關的法律框架，還需要大量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和支持。與一些擁有成熟保護體系的國家相比，我國對兒童的福利服務多集中在助學幫困方面，對虐待防治問題重視不足。不僅尚未建立有關兒童虐待的監測和報告系統，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嚴重缺失，系統的兒童保護體系尚待完善。新京報記者 李慧翔
美國
舉報虐童人人有責
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下設的兒童及家庭管理局，自1995年起，每年公布全國被虐待和忽視的兒童狀況。他們提供的數據不僅將受害者按照年齡、種族、性別等屬性進行了劃分，還將施害者同樣進行了統計，并計算了兩者的關系。公眾可以在相關網站上動態地瀏覽每個州的數據。
在虐童“強制報告”方面，早期的報告主要來自醫生的舉報，因為只有醫生才具備相關被虐待的醫學癥狀的知識，他們會在發現孩子身體受到傷害時進行舉報。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州的法律都拓寬了舉報人的范圍，主要擴大到一些與兒童有密切接觸的專業人員，如幼教、中小學學校老師、警察、機構保姆、一些照顧孩子的特殊社會服務機構人員等。
報告的內容也在細化，美國最早僅僅要求對殘暴毆打和身體傷害進行舉報，后來則要求身體虐待和忽視都要舉報。如今的舉報范圍則更加寬泛，如兒童處于人身危險、兒童沒有得到必要的照顧和監管、兒童經歷嚴重的情緒問題等。
資金來源方面，美國通過傳統的法律撥款程序，給州提供專項資金，用于建立預防兒童虐待和忽視的項目。各州都在想辦法增加兒童信托基金的收入，特別是一些附加稅，比如像結婚、出生、離婚等交的費用，或利用州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使人們自愿捐贈。資金完全采取收支分離，嚴格進行監管，且會特別標注這些資金專門用于預防兒童虐待和忽視。
日本
社會組織積極干預
在日本，厚生勞動省兒童虐待調查研究會、大阪兒童虐待調查研究會、全國兒童相談所等政府部門或機構都在關注虐童問題。自1991年開始，東京成立了虐待防止中心，開始對兒童虐待信息情報進行統計。日本厚生勞動省從1990年開始對兒童虐待數據進行了統計，并逐年公布。
2000年，日本公布并實施《虐待兒童防止法》，經過4年的使用后，在2004年進行了部分修改。和美國一樣，日本的法律也是朝著“越來越嚴”的方向去的。比如在修改前的虐待標準中，規定了“如果發現有虐待的必須舉報”，修改后就變成“認為有虐待的必須舉報”。同時，語言暴力也被列入虐待標準。
日本的社會力量在應對虐童方面，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如1998年在日本成立的“兒童虐待思考協會”，就以兒童虐待為題材制成漫畫，向志愿者介紹虐童工作現狀。各地的非營利組織還設立兒童訪談熱線，與一些兒科醫生、心理醫生、社會工作者聯網，及時傾聽虐待兒童的舉報。此外，有關防止兒童虐待工作的講座、研討會、報告會、經驗交流會、論文發表會、學會等集會也在日本全國各地經常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