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著耳朵將小孩提離地面，將小孩扔進垃圾桶，用膠帶把小孩的嘴粘住……浙江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幼師虐童照”事件引起社會關注。而被網友曝光的浙江溫嶺虐童女教師顏某，因涉嫌尋釁滋事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這次事件也再次引發一些法律專家的呼吁：在我國法律中增加“虐童罪”這樣的罪名。那么，其他國家在兒童權益保護方面，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鑒？
防治前提：
對相關信息翔實分析
美國、日本等國家對兒童虐待信息都有翔實的數據統計，而我國沒有就虐童問題展開過成體系的研究與統計。
我國雖然自上世紀90年代已經開始重視虐童問題，但一個令人驚訝而尷尬的問題是，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就虐童問題展開過成體系的研究與統計。雖然我國和兒童福利與服務相關的機構眾多，有國務院各部委相應的兒童工作部，如民政部兒童福利處、衛生部婦幼保健司，還有全國青聯和共青團組織少年部，婦聯也設有兒童部。但直到2010年，中國的兒童福利信息系統才建立起來。
這就導致當媒體或公眾甚至是研究人員談論虐童問題時，缺乏嚴謹的數據和資料。比如在中日兩國研究者共同撰寫的論文《中日兒童虐待狀況的分析與比較》中，就不得不通過“在兩國出版刊物上統計兒童虐待案例”的辦法收集數據。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公布的，“據推算，中國受虐待兒童數，可以千萬計”這樣的模糊說法，竟是依托網絡調查樣本分析得出。
而在國外很多國家，都有專業的政府部門或機構，從事這樣的信息搜集和分析，這些數據都對社會公開。
在香港，社會福利署也會每年公布虐童情況數據，而且他們公布的速度更快。今年8月1日時，就已經將上半年的數據公布出來了。
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國內媒體每看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布虐童數據時，就驚呼“日益嚴重”或“創歷史新高”。實際上，完全沒有統計資料才是最可怕的，無的放矢，怎談防治？
法律規范：
各項規定日趨細致嚴格
防治虐童的法律，美國和日本一樣，都是朝著“越來越嚴”的方向去的，舉報的人員范圍越來越大、虐待的標準也日趨嚴格。
美國社會開始重視虐童問題，是因為一名叫瑪麗·艾倫·威爾遜的小姑娘。她被養母毒打虐待將近8年，然而當社會各方準備組織營救她時，卻遭遇了“沒有保護受虐兒童的法律，卻有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尷尬現狀。瑪麗案結束后，美國迅速開展了相關的法律體系建設。
1963年，美國政府兒童局制定了舉報法范例。1974年時，美國通過了《兒童虐待預防和處理法案》，該法要求各州都要建立強制報告制度，規定了虐待與忽視最低的定義。1984年，《兒童保護法案》通過，比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還早5年。
在美國防治虐童的相關法律中，最有特點的一條是“強制報告制度”。報告的人員范圍在不斷擴大，舉報的內容也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細化。另外，大多數州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懷疑”一個兒童受到了虐待或忽視時也要舉報。其中還規定，對兒童有責任的人或組織面對虐待和忽視時要舉報。對于知情不報者，法律上也規定了相應的懲罰。
于是，我們經常聽說一些這樣的例子：剛去美國不懂規矩的華人，在家里剛“管教”一下孩子，或者只是去超市購物把孩子忘在了車里，就立刻會被警察圍住，被當成虐童嫌疑人，十分尷尬。正是因為在這方面，美國可是一個不折不扣愛“打小報告”的國家。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國的兒童保護法案十分嚴厲，在比較嚴重的狀態下，法庭可以下令禁止施虐者回家，如果事情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兒童將被帶離家庭。
更令人感動的是我國香港編制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其中有這樣一些細節——“首要確保有關兒童的實時安全”、“不應要求懷疑受虐的兒童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場合重復描述受虐事件”，而關于如何判定父母對兒童“疏忽管理”，《指引》里從“身體物質指標”和“行為指標”兩方面規定了二十多條標準。這與我們制定的“宏大敘事”的未成年人保護規定，形成了鮮明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