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性別歧視：女性遭遇多少難言之隱
女性在職場遭遇的性別歧視，相比更宏大、更亟待破解的勞動話題，一直是個小眾話題，不易吸引公眾眼球。當然，這不等于問題不存在，或歧視在消失。招聘中屢屢被“婉拒”，職場性騷擾向性侵害“升級”，以及對是否與男性同齡退休的“黯然神傷”，職場女性有著諸多“難言之隱”。
其一，招聘中的難言之隱。今天，盡管明言“我們只要男的”的招聘單位不多，但對女性求職者“另眼相待”的手法則日趨巧妙、隱蔽，甚至很“溫情”，讓女性有苦難言。中國婦女報發布的《公務員招考中若干性別歧視調查》顯示，鐵路及航運的公安系統、海事系統、出入境檢查檢疫系統、煤礦安監系統的公務員招聘中，有的單位會以“崗位工作勞動量大”、“長期出差或出海”等條件，以建議性、軟性限制的方式勸阻、排斥女性，令女性望而卻步。有的企業在招聘時的篩選過程中，一步步為女性設卡，或在簽合同時埋下“伏筆”，使企業可憑懷孕之外的其他理由，對懷孕女性降薪、調崗甚至辭退。
無數女性默默吞咽著招聘歧視的苦果。無疑，問題的背后是就業難，競爭壓力大，政府在反就業歧視中的努力有待加強，以及相關法律的不盡完善。
其二，職場兩性關系中的難言之隱。湖北恩施的鄧玉嬌案、深圳宋山木強奸女下屬案及女員工陪酒后遭上司強奸等案件，共同揭示出女性員工在職場遭遇性侵害問題，相比幾年前的職場性騷擾大有升級之勢。這種發生在企業老板對下屬女員工、公職部門官員對女屬下的非暴力強奸，行為人利用與被害人之間的上下級從屬關系或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遇，通過權力強制、企業文化規訓、精神控制、心理誘導等，以威脅、恐嚇、精神催眠、醉酒、藥物麻醉等方式，使受害女性不敢反抗、不知反抗、不能反抗，進而實施性侵害。
這種職場性侵害使受害女性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有的患上心理疾病，有的被迫辭職。而所謂的“職場潛規則”又使問題格外復雜，即有的女性為了獲得生存發展的空間和資源，在男性上司的威逼利誘下與之發生性關系，這種性勒索或者性交易尚未歸入嚴格意義的強奸。在證據不足時，這種性交易與非暴力強奸往往不易區分，給了一些人不承認存在職場非暴力強奸的借口。
從社會大舞臺的聚光燈下看職場性侵害，不能不承認，一種性意味濃厚的工作文化在我們身邊滋生——越來越多的黃段子，美麗員工陪伴領導的公認規則，不必要的夜間、工作外和私密空間的商務交往，男性中心的色情文化等，都對身處弱勢的職場女性構成潛在危險。
其三，退休年齡上的難言之隱。對于延長退休年齡、男女同齡退休，部分女性“不買賬”，因為她們大多社會地位不高、受教育程度較低、無行政級別、無技術職稱，加之所在單位的經濟效益較差，福利和社會保障不佳，家庭收入和經濟狀況差，出于對基本生活保障的擔心，她們不得不把早些退休當做工作和生活的權宜之計。
她們的這種選擇是由權利保障匱乏衍生出的一種無奈退守。退守的背后是對有充分勞動保護標準和生活保障前提下的體面勞動的渴望，是對職業選擇、收入待遇、學習培訓、提職晉級、勞動保護等平等待遇的渴望，也是對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育兒、養老、家政等公共服務以減輕女性家務負擔的渴望。
遏制職場性別歧視，根本之策在于將性別平等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社會性別主流化是聯合國提高婦女地位的全球戰略，它倡導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社會分工和角色定型，男女共同承擔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通過改進政策、法律和制度，提供支持性環境，使男女平等地參與社會發展，平等地分享發展的成果，實現結果的平等、事實上的平等和實質的平等。
在此，我們深知，我們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