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9月，9名博士生給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及學位委員會委員的電子郵箱里發了一封聯名信。他們表示，由于李衛東教授一直未將研究論文投稿發表，導致已畢業學生均未獲博士學位，懇請校長及各位委員調查核實，破例頒發博士學位。
在龔克校長的推動下，繼多維國之后，其他5名瀕臨最后期限的博士生也重新申請了學位，并在2012年6月獲得批準。
一位博士說：“這是學校下了很大決心推動的。”他們感謝學校解決此事。
回顧這一事件，一名同學說，客觀地講，導致此事的因素固然有學位評定制度上的問題，比如對發表論文數量的要求等，但在現實國情下，這樣的硬性要求對于博士培養的質量又是極其重要的。
南開大學作出的另一個決定是，視事情進展，重新審核李衛東教授招收博士生的資格。
目前來看，這件事情已經沒有必要。李衛東已經停止了在南開大學的招生，在讀的博士生已經轉到其他教授名下，他自2004年年底開始組建的研究組正在瓦解。一些學生給李衛東發郵件說，雖然很喜歡他的研究方向，但因為畢業太難，嚇得不敢報考。也有同行告訴他，“你這樣堅持，其他人不一定這樣堅持”。
事實上，2011年5月起，李衛東已擔任重慶大學創新藥物研究中心副主任及該校化學化工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盡管還沒離開南開大學，他對記者表示，自己將來可能只在南開大學兼職。
他表示自己很清楚，“發表論文才能畢業”不是南開首創，也不是南開特色，但無論在哪里任教，他都將堅持自己的主張，不向這“不合理的制度”妥協。
鼓勵學生“做文章”還是“做課題”
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教授、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朱曉晴對記者說，學生拿不到學位，不是李衛東不給，他已經簽字同意他們畢業，卡住他們的不是導師。李衛東有自己的見解，有自己的追求，人也非常耿直。在治學上，他的刻苦、執著，他的學術水平，都是同行公認的。
對于目前的結果，朱曉晴表示惋惜。
“這個問題不是個案。”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對于學校的規定，我也不能說是極力反對，但是我肯定是不贊成的。”
今年，朱曉晴有4名博士生畢業，其中3位沒有拿到學位。迄今為止，他已有七八個博士畢業生沒有拿到學位。
朱曉晴告訴記者，拿到學位的學生未必優秀。能力較強的學生往往啃硬骨頭，不容易發表論文，反而啃軟骨頭的學生，發兩篇無足輕重的“小文章”，順利畢業。
他認為，將發表論文與博士學位掛鉤，激勵人們從事科學的動機是好的，但是，這樣的制度也把那些愿意做真科學的路給堵死了。“做文章”的人會捕捉同行和期刊的胃口寫論文，做短平快的課題，碰到難題馬上就轉方向。“做課題”的人一旦瞄準了重要領域，會花很多年研究，百折不撓。
在朱曉晴看來，像南開大學這樣的名校要求博士生發表兩篇論文，這個要求“一點不高”。如果只是讓學生畢業，“搞幾篇文章是小菜一碟”。問題在于，這類規定不能一刀切。目前，各高校之間攀比論文，這些指標轉嫁到教師和學生身上，成了“學術界的GDP”。潛在的指揮棒迫使學生“逼”導師做一些容易出文章的課題，而不是可能失敗的探索性課題，而且急于求成，容易出現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
朱曉晴記得，自己剛從教時，為了評教授，“拼命發文章”，一年多達10篇，結果“哪篇都不滿意”。
如今，這位教授的興趣點轉移后，有時寫一篇論文要花上一年多時間。畢業拿不到學位的學生也多了起來。他心里對這些年輕人過意不去。“這是我的一塊心病。”他說。
本報天津7月12日電
“需要改變的不是我，而是這個制度”
自從2004年年底從蘭州大學調到南開大學，李衛東發表的論文寥寥無幾。在此期間，他的十幾名學生因為論文沒有發表，而拿不到博士學位。這為他招來了質疑。
李衛東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很多人表示不理解，“有成果為什么拖著不發表”？包括他的學生在內，陸續有人督促他發表論文。而他認為，自己的研究是一系列的，時機不成熟時，自己不會投稿。這是自己作為學者的權利，“不需要其他人來指手畫腳”。“寧坐板凳十年冷，不寫文章半句空”。
“做學問的人就不能淡定一點嗎？”他說，目前各高校攀比論文數量，論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越高越好。學校設有鼓勵辦法，教師每發表一篇論文，就按照影響因子乘以一定的系數，以此計算和發放獎金。與之相應的是，作為科研的主力，博士生不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就不能獲得學位。
“這些土政策非常丑陋，把我們看成叫花子一樣。”他說，我“寧可去要飯”，也不會去拿這樣的獎金。
“你要是鉆進你的課題里，你就會很有樂趣。”李衛東說，做學問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自己老老實實做學問，做得很有意思。與自己相比，學生們的壓力更大。他們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也得到了論文評審專家的認可，卻沒人關注他們真正的水平，而是依據發表論文與否來決定是否授予學位。
“對的和錯的，其實大家都很明白。”他說，導師遇到這樣的情況，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像自己這樣堅持，另一條是順從規則。但如果所有的教師都能堅持，教師就不會被學校綁架，學校也不會被指揮棒綁架。
“我問心無愧。”李衛東對記者說，“需要改變的不是我，而是這個制度本身。”
專家態度
發論文才能授博士學位是否合理
南開大學長江學者李衛東所帶的10多名博士生因沒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畢業時無法獲得學位，引人深思。無獨有偶，北京一所高校某學院規定，碩士研究生要在業內“核心”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方可畢業，同樣難住了不少學生。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上海財經大學便率先實行碩士學位與發表學術論文“掛鉤”，我國不少科研單位和高校相繼效仿，要求碩士、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間必須在公開發行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才能獲得學位。
多年來，關于“取消研究生必須發文章才能畢業”規定的呼聲一直很高。全國各大高校也根據自身情況放寬了發表論文的要求。時至今日，對碩士生畢業需發表學術論文的要求已經比較少見了，但是對博士生論文發表的要求依然較高，基本為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發表2至3篇不等。
那么，“論文發表與學位掛鉤”是否合理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教授表示，“研究生需發表論文”是國內根據現實利益因素所確定的標準，并不符合人才培養規律。“國外的大學在培養研究生的時候更加在乎的是學位論文，而不是強調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
“我國高校往往以論文發表數量來考察整個學校的學術水平，所以對導師、教師、研究生都提出發表論文的要求。另外，高校認為學生質量在下降，博士生與導師的交流不多，所以提出發表論文的要求。表面上看可以提高學生水平，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第一，很多學生把關注點都放在發表論文上，博士生階段剛開始學習便急于炮制論文，托關系、交版面費發表，完全處于急功近利的狀態，真正潛心做研究的學生反而越來越少；第二，學校規定只要發到了相應期刊上，發表到了規定數量就可以畢業，對于論文本身的質量學校反而不是特別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博士生導師陳陽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表示，在人大，碩士生階段不要求發表論文。很多國外的大學都是寬進嚴出，他們的社會學科博士的畢業年限長達7年，但是在國內，三四年基本上都可以畢業了。國外的大學對于答辯的要求十分嚴格，甚至有高達50%的淘汰率，但國內的某些高校一些專業的答辯是100%的通過率。不能只看到他們不要求發表論文，卻忽視了他們對答辯的嚴格要求。
“其實要求博士生發表論文并不過分。畢竟他們讀博士的目的就是要做學問”。在陳老師看來，發表一兩篇學術論文對博士生來說并不是難事。然而一些高校，對學生的評價標準“一刀切”，卻有些不妥。“比如更多的去關注學生發表文章的數量而不是論文的質量，或者習慣性的認為在一級期刊發表就一定比二級期刊發表的論文水平更高，這些都是不合理的。”
在熊丙奇教授看來，真正想要提高研究生質量，應該從完善導師制著手，讓導師與研究生共同研究，讓學生從導師那里學到研究方法與學術精神，完全可以保證學生的學術水平。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一位教師同樣表示，博士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研究能力，發表論文不是苛求，但是沒必要將論文數量與學位掛鉤。博士生只要發表一兩篇可以看出學術研究水平的高質量論文即可，畢竟做出一篇高質量論文，是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以及精力的。(中國青年報記者 張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