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告別“官場” 學術能否“松綁”？

　　高校千校一面、官僚化的趨勢愈演愈烈，教授不能專心教書和安心搞科研，校長做不到全身心抓教育。我國今年將結束高校沒有憲章的歷史，試圖在高校去行政化邁出關鍵一步。然而，“高校的舉辦機關或主管部門應以適當方式參與章程制定”的規(guī)定，卻讓人對此不容樂觀。

　　“在我國，中小學一般有升學率考核，而大學盡管沒有升學壓力，但層層不合時宜的評價、達標檢查，把老師累得精疲力盡，還扯談什么教書育人、培養(yǎng)大師？”近日，重慶工商大學任俠（化名）副教授向記者說起高校改革就有點來氣，種種過細的規(guī)則，把大學管得死死的，千校一面、行政化、官僚化的趨勢愈演愈烈。

　　教育部要求今年內我國所有高校將結束沒有“憲章”的歷史。消息一出，高校界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連日來，記者走訪了重慶大學、四川外國語學院、重慶工商大學等高校。一些教授認為，這是對高校進行行政“松綁”的信號。但也有一些教授則表示出了憂慮，擔心整治高校官僚化不會一蹴而就。

　　高校行政機構成為官僚機構

　　“高校不是一個大官場嗎？”重慶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訴記者。

　　高校行政化長期以來一直為人們所詬病。這位教授說，在我國，官員任命校長，校園管理行政化，整個高校校園仿佛成為了一個大官場，高校各級行政管理機構成為一個官僚機構，學術委員會成為官僚委員會，由此帶來了學術不自由、抄襲、長官意志，高校校園的突飛猛進的擴張，重大樓不重大師等等弊端。

　　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今年要推動所有高校全面啟動章程制定或修訂工作。“高校的舉辦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門應按照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以章程明確界定與學校的關系，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據(jù)有關人士介紹，辦法規(guī)定，章程起草組織應當由學校黨政領導，學術組織負責任、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相關專家、以及學校舉辦者或者主管部門的代表組成，可以邀請社會相關方面的代表、社會知名人士、退休教職工代表、校友代表參加。章程草案由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校長辦公會議審議、學校黨委會審定后由法定代表人簽發(fā)的機制。

　　重慶市教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記者，重慶市大多數(shù)高校目前并沒有章程，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思維滯后的因素，更有大學結構方面的問題。

　　重慶師范大學宣傳部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政校分離、自主辦學是高校改革的方向和重點，但高校能否實現(xiàn)政校分離關鍵在于章程的內容能否保障大學獨立運作，并不是說有了章程就能夠去行政化。他認為，目前實施的困難在于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政府要管好應該管的事，要愿意放權，敢于放權。

　　權力擴張容易收縮難

　　不少教師向記者表示，《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規(guī)定》的出臺，在高校“去行政化”上邁出了艱難一步。“起碼，教授可以專心教書和安心搞科研了；校長可以全身心抓教育了。”

　　重慶工商大學有關負責人向記者解讀了教育部的規(guī)定。他說，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應當制定章程，章程應明確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還應明確規(guī)定學校學術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以及其他學術組織的組成原則、負責人產生機制、運行規(guī)則與監(jiān)督機制。他說，“這是對高校進行行政‘松綁’的信號。”

　　但是，他同時也認為，行政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和膨脹性，權力擴張?zhí)�容易，而權力的收縮卻極其艱難。

　　“誰會主動退權呢？”他說，對于高校的章程，《辦法》是如此規(guī)定，高校章程由學校起草，但起草組織要采取開門立法的方式。草案由教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校長辦公會議審議、學校黨委會審定，審定后由高校法定代表人簽發(fā)，以保障學校黨委對高校重大事項的領導和決策權。高校的舉辦機關或主管部門應以適當方式參與章程制定。從這樣的規(guī)定來看，章程制定還是走老路，仍然在現(xiàn)有的框架上產生，特別是“高校的舉辦機關或主管部門應以適當方式參與章程制定”的規(guī)定，極有可能讓高校“去行政化”的努力再次失敗。

　　行政主導制定，難保尊重學術自由

　　重慶市教委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大學章程是大學的“憲章”，是保障大學辦學自主權，明確政府和學校，及學校內部權責的重要法律文本。2010年7月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提出，要“加強章程建設。各類高校應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guī)定管理學校。尊重學術自由，營造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同年12月底，復旦大學等26多高校被確定為“推動建立健全大學章程，完善高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革試點學校。

　　但是，重慶市教育界更多人士認為，按照目前的大學章程的制定辦法，大學章程將很難成為大學憲章，從而難起到保障學校辦學自主權的作用。

　　四川外語學院國際商學院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認為，首先，大學章程難以界定舉辦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門與高校的關系。由于大學章程由高校內部制定，因此，學校很難規(guī)定舉辦者的具體權力和責任，也無法對舉辦者越權干涉學校辦學的行為，進行問責。“如果大學章程連學校負責人的產生機制都不能明確，這怎么能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呢？”

　　這位教授說，我國高校之所以缺乏自主權，就在于學校領導的任命、考核、評價由上級行政部門負責，而不是實行公開遴選，另外，政府對高校的撥款，也由政府部門說了算。基于這種撥款體系，行政評價也十分泛濫。而要明確人事權和財權，這顯然就不是學校一家所能完成的任務，甚至也不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所能決定的。

　　從現(xiàn)在看來，一些現(xiàn)代大學制度中的概念，很有可能在章程中出現(xiàn)，比如教授會、學術委員會，但是，“樂觀與否，誰也難以說清。”

　　我國不少大學有學術委員會，可是學術委員會基本處于閑置，原因在于，學術委員會并沒有獨立運行的權力，往往掛靠在學校人事處、研究生院，一切行動聽行政指令，這就使得學術委員會成為擺設。

　　作為大學最高學術權力機構的學術委員會和行政的關系，重慶大學的一位教授向記者介紹，學術委員會可以獨立制定學術評價標準，行政部門則執(zhí)行這一標準；可以獨立啟動對學術不端的調查(包括針對校長)，做出的調查處理意見，具有最高的權威，行政機構必須執(zhí)行。可在目前的高校中，行政主導制定的章程，會賦予學術委員會這樣的最高學術權嗎？

　　“雖然目前國內高校多數(shù)還沒有章程，但是教育部制定《辦法》，為高校制定章程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重慶市教委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不管是《辦法》本身，還是教育部官員的具體解讀，都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即按照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原則，保障高校辦學自主權，維護學術獨立性，尊重學術自由。

　　他說，《辦法》能否落實到位，關鍵在于教育部門“少管一點”，高校“放開一些”。他坦承，這既需要主管部門克制過度介入的沖動，也需要高校勇于實踐，積極邁開改革步伐。問題是，讓主管部門少管一點并不容易，而要讓高校積極主動一些，卻也不那么簡單。試想，公辦大學的資金、人事等主要權力都握在主管部門那里，高校領導豈有不賠小心的道理？(工人日報記者 李國 實習 生肖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