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宿舍穿過一個街心花園，再過個地下道就到學院了。庫茲涅佐夫海軍學院創建于1827年，是俄羅斯海軍最高學府，主要培養海軍少校和海軍中校級的指揮軍官和專業技術軍官。朱文彬和他的同學們從周一至周六每天上午8：50參加學校的早點名，之后9：00開始上課，早上四節課，下午兩節課，中午只有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這時就只能吃點餅干喝點茶。用朱文彬的話說，“在國內多少年也不吃餅干了，在學校現在成了充饑的好東西”。學校生活雖然緊張而辛苦，但令朱文彬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們的保密意識和環保意識。
朱文彬學的是“海軍戰役指揮專業”，他說，學生們上課的教材都放在保密箱里，“就像我們國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古老的密碼箱一樣”，每個學生都發一個保密章，學生們憑借出入證、保密章領取教材。教材不是我們中國人理解的全新的泛著油墨味的新書，而是已經被很多屆學員用過的書。大家在使用時，只能用鉛筆在上面畫，歸還時還必須用橡皮擦掉，這樣做綠色環保，還減少了很多的浪費。筆記本由學校發，但本子上每頁都蓋有編號，共有多少頁交還時是不能缺的。下午5：40左右返回宿舍前要交還保密箱，教材、筆記本一樣也不能帶出學校。“那考試前復習怎么辦？”我很關心地問。朱文彬說：“考試前可以把保密箱借回來看。”
說到考試，俄羅斯軍校的畢業考試非常正規，考試前學校會成立一個專門的考試委員會，委員會主席是北方艦隊總司令。考試沒有筆試，通常是出40道復習題，包括整個學期的內容，然后進行抽簽。一個簽上有三到四個題目。有半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回答問題時，即使要點都答出來了，老師也會問一些與題目相關的問題，都答上來了得5分，如果只答了題面問題相關的內容沒答上來，只能得4分。朱文彬上三年完成班時共有三四十門專業課，而且每門功課他都拿到了5分，是當年海軍學員之中唯一的。朱文彬記得很清楚，當年全院300多人畢業，金牌學員只有4人，其中3名是俄羅斯本國學員，只有他一個是留學生，為此學校對他還專門加了一場考試。當時他的面前坐了十幾個人，有北方艦隊司令、主管的院長、教研室系主任，所有的人都證實了朱文彬的“金牌學員”稱號是名副其實的。
學校的畢業典禮非常隆重，俄羅斯海軍副司令、彼得堡副市長、各界政要以及牧師等都前來參加。朱文彬的畢業證書和金牌是由海軍副司令頒發的，與普通畢業學生藍色封皮的畢業證不同，“金牌學員”的畢業證書封皮是紅色的。不僅如此，每年的“金牌學員”還會應邀光臨克里姆林宮接受俄羅斯總統的接見。這真是一段光榮歲月，“我的金牌上全是同學的牙印”。朱文彬笑著說。
伏龍芝軍事學院是世界四大軍事名校之一，來這里讀書意味著你的校友是：蘇聯著名的朱可夫元帥，我軍的劉伯承元帥、劉亞樓司令員。這里的教員大多經歷過戰爭，他們說，站得住腳的軍事理論必須具有“血腥味”。
當得知要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時，來自中國南京的鄔建華毅然放棄了在讀博士，踏入了這所幾乎每一寸土地都有將星痕跡的院校，前蘇聯赫赫有名的朱可夫元帥、科涅夫元帥、崔可夫元帥……這些現代軍史上響當當的名字都出現在學校的畢業冊上。學校與中國的淵源也很深，劉伯承元帥、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原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也都畢業于此。
準確地說學校應稱為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諸兵種合成學院，但無論俄羅斯人還是中國人都習慣地稱之為伏龍芝軍事學院。它因培養出了數以萬計的出類拔萃的軍事人才而與美國西點軍校、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以及法國圣西爾軍校并稱為世界“四大軍校”。
伏龍芝的雕塑樹立在學生公寓對面的街心花園中，在秋日傍晚的夕陽映照下顯得格外生動。穿過街心花園，我來到了六層樓高的“D”形結構的留學生公寓。學生們都稱呼它為“灑一把”，其意是“冰球”一樣的房子。中國留學生都住在“D”形一豎那面的四層，庭院中的白樺樹正好與窗齊高。
宿舍不大，但一面桌上立著的五星紅旗格外顯眼。平時大家由于專業不同各自忙碌，只有公共廚房是大家能在一起聊天暢談的地方。我們的采訪就是在冰箱、微波爐和油鹽醬醋中開始的。大家聽說有國內的部隊媒體采訪，特意在下課后準備了水果，而這些對于經費相對緊張的中國學生而言簡直是奢侈品。鄔建華、關守強、劉雁冰、朱順龍、李銀海五位軍事留學生與我圍桌而坐，他們的眼中是見到祖國來了戰友的那種欣喜光芒，但當聊到學習感受時，他們每個人似乎都沉靜下來，那是一種經過碰撞和沉淀的體悟……
我在采訪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俄羅斯的軍事理論非常系統、科學、全面。一位俄羅斯教員說，站得住腳的軍事理論必須具有“血腥味”，一個理論觀點的提出，要經過戰爭實踐的反復論證和檢驗。正是因為理論有了豐富實踐的支撐，才能讓學生們真正地信服。
在俄羅斯軍人的頭腦中，沒有平時，只有戰時。所以軍校教學都是為了更好地完成作戰做準備。鄔建華以前在連隊當過指導員，到俄羅斯后學習的是“部隊筑城和偽裝專業”。他留學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俄羅斯軍事教育非常注重實踐性，與部隊貼近。就拿課堂教學來說，俄軍最先進的武器會放在學校里，學校的教學場地保障也非常充分，譬如講彈藥的教室里，不僅有各種炮彈的實物，還有厚度不一的鋼板，都被炮彈打過，每種炮彈的毀甲、穿甲能力一目了然。
大家還有一個普遍感受是，俄羅斯軍隊的“條令意識強”，不論是戰術課還是兵種課，其基本教材都是國防部批準頒發的各種條令條例，真可以說是一本條令統管三軍。連俄羅斯教員都說，只要把條令條例背熟了弄清楚了，畢業后你就會組織部隊的訓練，戰場上你就能指揮部隊打仗。
對于軍事留學生而言，每天的生活軸線基本上只限于寢室和教室這兩個點。緊張的學業使他們倍感壓力，而做飯就成了他們最好的減壓方式。這些營團職的大老爺們兒，出國前鮮有會做飯的，俄羅斯的生活已經將他們磨練得生命力像小草一樣頑強，我相信即使將他們扔在一個荒島之上，他們也會把自己照顧好。不會做飯，就上網查或打電話問問家人怎么做，現在每個人都會幾道拿手菜：老鄔做紅燒肉最拿手，老朱的魚燒得有滋有味，老劉蒸饅頭不錯，已經獲得了“饅頭王”的美名……偶爾他們也會“含著眼淚喝酒”，正如鄔建華在文章中寫道的：這就是青春，讓你磨練的時光；這就是莫斯科，讓你久鍛成鋼。
當汶川發生地震的時候，劉運勝正在俄羅斯軍事醫學院學習。他一刻不停地盯著電視，看著他的同學們奮戰在一線，看到他留學的師兄在災區如何將所學的知識化作現實的科學救助。因為有一個好的平臺，他回國后的事業順風順水。問他出國最大的感受，他說：“出了國，更愛國！”
在圣彼得堡領事館見到劉運勝時，他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出了國，更愛國！
劉運勝是俄羅斯圣彼得堡基洛夫軍醫學院的留學生，專業是衛勤戰術與組織指揮。通俗地說就是戰爭或是災害發生的時候，如何組織好傷員的搶救工作，如何高效地讓傷員得到最快最好的救治。汶川大地震發生時，身為四川人的劉運勝非常焦急，更急的是他學的就是救助的專業，可卻不能回國出力。那時候劉運勝只要沒課就盯著電視看中國的救災情況，他發現他所在的第三軍醫大學的同事們在趕到災區的醫療隊中，還有俄羅斯軍醫學院的師兄已學成歸國正奮戰在抗震救災的一線。雖然現場工作頭緒繁雜，但師兄以他所學的知識進行科學分類，現場平靜，有條不紊……劉運勝恨不得馬上飛回去與同學同事們一起戰斗，但他明白，俄羅斯在災害處理上非常有經驗，用有限的三年學習時間最大限度地汲取知識和養分，才是他當前最實際的愛國行動。
每天上課，劉運勝都要坐地鐵從住所到學校，經常會有俄羅斯人要求與他合影，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新式軍裝很漂亮。但提出合影要求最多的還是中國人。因為俄羅斯軍醫學院位于列寧廣場，這里是1917年列寧從芬蘭返回俄羅斯領導十月革命發表演說的地方。學校的圖書館附近就是著名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每次經過總能碰到中國游客，“他們看到我們軍事留學生一般都會瞪大眼睛，不相信在圣彼得堡的土地上會遇到中國軍人，于是紛紛要求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