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論”的鐵桿支持者們正在鼓吹一種新論調。中國不僅是世界上產品最豐富的出口國、最富裕的債權國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望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主要提供者——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預測，或許不出十年，中國就能做到這一點。然而，中國的經濟奇跡并不像這一切所顯示的那么神奇。實際上，人民幣國際化與其說標志著中國崛起，不如說是中國內部混亂的一種跡象。
從表面上看，人民幣地位上升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總額達到9570億元人民幣(合1460億美元)，而一年前的數字幾乎為零。香港人民幣存款即將突破6200億元人民幣(合970億美元)，自2008年以來增長了10倍以上。中國當局與多家外國央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他們希望人民幣能與其他主要貨幣一同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準貨幣“特別提款權”(SDR)籃子。在這種背景下，再考慮到美國當前的虛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眾多評論人士都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人民幣將占據統治地位”。
然而，人民幣地位上升的原因何在？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2008年后中國對所謂“美元陷阱”的反感說起。截止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時，中國總共持有價值1.5萬億美元的美國金融資產，當中包括持有大約7%的美國“機構債券”。這類債券由與政府有關系的放貸機構發行，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就是其中最大的兩家。而“兩房”的失敗，說明中國在這些投資上有蒙受重大損失的風險。同樣，后雷曼時代的經濟衰退，導致全球各地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銳減，致使中國經濟增長在2009年初跌入谷底。于是中國領導人再次得出結論：他們正在很不妥當地依賴于外國、尤其是美國的經濟管理質量。
到此為止，一切都十分合理。然而，在正確地診斷出本國經濟具有容易受到外部沖擊影響的脆弱性之后，接下來應該怎么做，中國當局卻沒有了自信。合理的做法是：停止積累美國金融資產的行為；接受由此導致的人民幣升值；通過多樣化手段減輕出口依賴。但中國領導人卻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一項規模龐大的刺激方案，從而暫時地掩蓋住了結構性盈余的問題。接著，他們指責建立在美元基礎上的國際貨幣秩序導致他們陷入了困境，并著手推動相關改革。
把問題歸咎于美元當然有些離題。事情的真相是，中國的脆弱性是自己造成的：絕不是美元的超卓地位迫使中國去擁有儲蓄與出口盈余的，而這兩者正是中國積累巨額外匯儲備的根源。然而，如果說中國對“美元陷阱”的憤懣之情顯得迷亂，那么，被擺上臺面的補救辦法則更缺乏條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使之與美元抗衡，聽上去或許充滿愛國之情，能博得中國領導人歡心。然而，它與中國經濟模式的其他大多數方面都相互抵觸。
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有以下特征：資本管制；為受寵企業提供人為的低息貸款；有管理的匯率。人民幣國際化與這三項政策都相互對立。資本管制阻止外國人買進人民幣；國際化鼓勵外國人持有人民幣。其次，國際化也會加大提供人為廉價貸款的難度，因為它為儲戶把資金輸往海外開通了一條渠道——在海外可以躲開國內對利率的監管限制。第三，因為國際化讓外國投機者得以囤積人民幣，所以會帶來升值壓力。對于這種壓力，一個施行匯率目標制的央行必須通過賣出人民幣、買進美元予以抵消。因此，中國出于對美元陷阱的怨憤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反而會導致其所持有的美元資產進一步增加。
這種做法既代價高昂，也具有諷刺意味。假設有一天中國停止壓低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對美元肯定會升值。中國央行購買的美元越多，將來蒙受的相關損失也會越大。再者，中國央行購買美元時，要支付人民幣。由此導致的貨幣刺激效果必須加以沖銷，這又將給當局帶來一個挑戰。
當然，中國以前就運用過相互矛盾的政策。但即使中國領導人能夠收拾亂局，勉強應對政策在無意中造成的各種后果，有一點卻是確然無疑：人民幣國際化非但不能證明中國崛起是無可避免的，反而昭示出中國正在艱難對付“殘破”的經濟模式。
注：本文作者是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莫里斯•格林伯格地緣經濟學研究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主任，本文的較長篇幅的版本將刊登在明年1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