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眼看著文文高考的日子臨近，邱翠華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大女兒高考前的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他們要是考不上大學，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在邱翠華的人生中，現在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努力工作掙錢，讓3個孩子都考上大學，最好都能進入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最差也要進了鄭州呀”。
邱翠華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做保潔，一個月的收入大概是1800元，丈夫跟老鄉一起做裝修，活兒好的時候能掙上一筆，但是也經常“幾個月在家里坐著”沒事兒干。
所以，工作之余，邱翠華還兼了幾份小時工，一年下來還能多掙1萬多元。
這樣，夫妻倆省吃儉用，也將將湊出三個孩子上學的錢。
“我們那里沒出來的(沒到城市來打工的)，孩子說不上就不上了。能不能上出來太不一樣了，我拼了命也要讓他們上出來。”邱翠華說。
社會中上層家長期望孩子“至少要擁有體面的人生”
通道另一頭，處于社會中上層的家長也同樣被恐懼和焦慮折磨著：他們怕孩子跌出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
袁女士和丈夫一起經營著一家設計公司，雖然談不上大富大貴，但是生活還是相當富足。可是這兩年袁女士夫婦沒少著急，因為他們的女兒今年就要上小學了。
他們住在一個高尚住宅區，小區外走路五分鐘就有一所挺不錯的小學，但是，袁女士說什么也不想把孩子送到這所學校，因為小區附近有一個北京市五環內僅存的村莊。
“圈子，孩子所處的圈子很重要。在這所學校她周圍都是什么人呀？她跟什么人接觸就意味著將來她有多大的舞臺。”
為此，夫婦二人用了近兩年的時間折騰這件事。先是聯系了國際學校，怎奈他們心儀的學校有的離他們家有二三十公里，有的需要孩子住宿，最后，他們托人花了幾萬元給孩子聯系了中關村地區的一所名校。
“家長的心理是社會心理的投射。”北京教育科學院早期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廖麗英說。
雖然這一代父母大多數都是通過個人奮斗取得現在的成績和社會地位的，但是當他們的孩子出生以后，卻迎來了更慘烈的競爭。
于是，家長們只能作多手準備，既要拼命地武裝孩子，還要維護好各種可能有用的社會關系，當然還要準備足夠多的金錢，至少當能交贊助費的機會來臨的時候，家長們不至于讓機會從自己手上錯過。
孩子每走一步都得拼上家長的身家性命，家長能不焦慮嗎？
而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家長把壓力轉到孩子和學校身上，學校再把它那部分壓力繼續轉到孩子身上。一位從事學前教育研究的專家介紹，一次他們去北京市一個示范幼兒園聽公開課，“我們聽的這節課，所有內容都按照這個年齡階段孩子的特點進行設計，誰也挑不出一點兒毛病，但是隔壁教室里卻請來了小學的老師給孩子們上數學、語文課。”
“壓力就像多米諾骨牌，推倒了一張，后面的就會自動倒下。”北京教育科學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長梁雅珠說。
最終，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種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家長怕孩子學不好輸了未來，學校怕孩子學不好輸了生源，盡管大家心里都明白，沒有輸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沒有回撤的拳頭是揮不出力量的。
家長要明白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
其實，很多家長并不是從一開始就這么焦慮的，不少人看著襁褓中的寶貝時，都曾經暗下決心：一定要給孩子快樂的人生。
但是，隨著孩子的長大，這樣的信念很容易就動搖了。
“教育理想從孩子上學開始就不復存在了。”馬女士的兒子現在上小學四年級。馬女士一直從事教育輔導教材的編寫工作，曾經十分堅定地按照兒童成長規律培養兒子：每到周末他們父母就帶著兒子去爬山、去接觸大自然，或者把小朋友聚到一起開party。
現在馬女士的兒子已經小學四年級了，“真的很難堅持，”一次，學校開家長會，老師在班上點著兒子的名字說：“×××的家長，您的孩子數學成績下滑了，趕快到外面報個課外班吧。”
“這樣的談話我一次可以承受、兩次可以忍受，但是次數多了我也會受不了。”馬女士說，“我也會懷疑我的堅持會不會害了孩子。”在慢慢懷疑中，理想被放下了。當有一天猛一回頭時，“你會發現你已經沒有了理想，變成了一個現實的媽媽。”
廖麗英指出，一個成功的家長不在于有多高的學歷，掌握了多少知識，重要的是保證自己的心態不受社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