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別的小朋友病了可以不用去幼兒園，我病了還要去？”進幼兒園大門時，兒子問張博，他卻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他患上了職業病
大學時，張博學的是會計專業，這是個和錢有關的行業，要說他略顯內向的性格也適合做這個。
2003年，臨近畢業實習的那幾個月，張博遭遇了一個至今仍耿耿于懷的挫折，也讓不善言談的他對人際關系多了一份恐懼。當時，他最信任的一個同學稱在廣州替他找到了一份工作，當張博興致勃勃地來到廣州時才發現自己掉進了傳銷窩。最讓他痛心的是，自己帶去的2000元錢被同學席卷一空，那可是父親在家鄉的土塬上風里雨里開著蹦蹦車拉人，五角一元攢的錢。張博永遠也忘不了大學二年級開學時自己的學費仍舊沒有著落埋怨父親，敦厚的父親抽了一晚上煙，第二天咬牙去借了高利貸才湊夠了學費，這次高利貸直到張博畢業打工后的第二年才還完。
2000元，那可是全家一年的儲蓄啊，張博每次講到這個遭遇時，眼淚就在鏡片后打圈圈。
在火車站借著警察的幫助，身無分文的張博才從廣州傳銷窩里逃了出來。回西安的路上，他沒吃沒喝，最后一段路程，他是“逃票”才回到了家。他不敢把這個經歷講給父親。年關時，父親已經把對聯貼在了門上，“關關難過關關過，事事難成事事成”，父親鼓勵已經大學畢業的兒子張博，“去城里闖去，爸還要享娃福呢。”
這樣的期待讓張博覺得很沉重，他知道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哥哥上學不好早早不再念書，全家所有的收入都在供他讀書。雖然他從不缺乏對未來的希望，可他總覺得自己的性格中缺少一鼓作氣的力量，父親那樣地愛他，他也那樣地愛父親，這雙重的愛有時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畢業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安一家圍巾廠做出納，每月只有300元，微薄的收入在他內心的落差極大，硬撐著干了一年半，最后還是離開了。他覺得大學算是白念了，可他不敢在父親面前透露這個抱怨。2004年11月，張博去了山東，為一家中型規模的化妝品公司做財務，起初的三年，公司效益不錯，張博每月能拿到2000元，除了給自己留下少部分的生活費，其余的錢他一分不少都寄給了家里。
生活的狀況看起來在慢慢地變好，上大學的賬陸續還完了，父親甚至還翻新了一下老屋。2008年，張博回老家結了婚，父親驕傲地告訴鄰里親戚，張博在外地一家大公司做會計。
原本他就要這樣生活下去，如果可能的話，他也許會一直工作生活在外地。可這時，他卻患上了嚴重的強迫癥。他說不清這個心理疾病是怎么眷顧上他的，或許，長期的財務工作無形中讓他覺得很有壓力。
整夜，他的眼睛都閉不上，明明知道賬是對的，但還是控制不住反復地算，直到精疲力竭；白天出門明明知道液化氣閥門已經關上了，可還是反復地檢查，一兩個小時還折騰不完。
生活在城市卻不屬于它
2009年5月，張博回到了西安，他的強迫癥沒辦法再讓他做任何與賬目有關的事情。
他找了好多地方，能讓他可以承擔房租、暫且落腳的只有這個城市邊緣的楊何村。
他先是在東郊一家奶粉廠找了一份庫管員的活，每天光往返就得兩個多小時，他發現，疲倦的體力活動無形中能緩解他的強迫癥。
在奶粉廠的工作也僅僅維持了4個月，只因為給主管提了一個小小的建議，沒幾天張博就被解雇了。他抱怨過自己為什么不會說話，不會處理人際關系，也抱怨過社會為什么總不給他機遇和平臺。
他不想再去單位打工，每到一個新的環境，他在心理上還是有些畏懼人和人的關系，可他又不能不去工作。
他唯一的家當就是一輛電動摩托車，他只能利用這個在城市里生活。父親生前也是靠蹦蹦車拉人養家。張博說，如果父親知道自己含辛茹苦供養的大學生竟然干著和自己一樣的營生，是不會瞑目的。
他忘不了第一次拉人的尷尬，他戴著眼鏡，眉清目秀的樣子讓別人很難把他和開摩的形象聯系在一起。他不敢主動問別人來坐他的摩的，從早上直到下午，才有一個人主動來問他，他的摩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兩年來，他有三次被警察抓住的經歷，第一次被罰款300元，他覺得好心痛，那是他和妻兒一月的生活費。第二次、第三次，張博學會了放下顏面，他哀求交警，并講自己的經歷，或許交警看他文縐縐的樣子就沒有再罰過他的款。
“我們生活在城市，卻不屬于它”，一次張博拉一個旅客去火車站，馬路邊一個理發店的音響里傳來這兩句歌詞，不喜歡唱歌的張博牢牢地記住了這兩句歌詞：生活在城市，卻不屬于它，“多好哇，就像在寫我。”
張博說，如果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該多好。那樣，他和老婆孩子生活在農村，種著幾分地，他會沒有這么多內疚，沒有這么多生活的壓力，也沒有做城里人的自卑。
可他偏偏不是，他不是個城里人，可他也不能生活在農村。去年，父親生病住了將近一年的醫院才過世。病榻前，他一句都沒有告訴父親他現在的境況，他知道父親一直相信念書可以改變貧窮，他知道父親一直為他驕傲，父親臨終前仍舊對他說：娃，你是個大學生，你不能再回到農村生活，樂觀點，在城里勇敢地打拼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