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孕育管理新思潮

　　十年前，大多數(shù)有抱負的商科教授紛紛西上美國發(fā)展。現(xiàn)在，他們的目的地正好相反：亞洲正成為一流管理思想家的熱土。

　　過去一年，全球一些最著名的商科教授來到了亞洲——尤其是中國和新加坡。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福庫商學院(Fuqua school)前院長布萊爾•謝潑德(Blair Sheppard)、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udge商學院(Judge Business School)前院長阿爾努•德梅耶爾(Arnoud de Meyer)、英國華威商學院(Warwick Business School)前院長霍華德•托馬斯(Howard Thomas)和鹿特丹管理學院(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前院長葉恩華(George Yip)只是其中少數(shù)幾位。

　　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營銷學教授、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前院長約翰•奎爾奇(John Quelch)表示，商科教授蜂擁來到亞洲，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亞洲經(jīng)濟體的經(jīng)濟增長。今年1月，奎爾奇來到上海擔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院長。他表示：“相關的增長軌跡更有利于亞洲，而非歐洲和美國。最近美國的政治僵局加劇了人們的不安感。”

　　奎爾奇補充稱，特別是，與經(jīng)濟增長相伴隨的往往是政府真正愿意投資高質量的教育。“在研究經(jīng)費方面，教授們感受到了發(fā)達經(jīng)濟體削減高等教育資金的影響，尤其是國立大學。他們被要求從事更多的教學工作(從而沒有更多時間和精力開展研究)”。

　　新加坡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尤為明顯——該國商學院正以“千萬薪水”來吸引頂級教授。目前擔任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校長的德梅耶爾表示：“我想我們全都感覺到了，亞洲各國政府都非常重視投資教育和機構，它們對研究和教育的投資意愿非常強烈。”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營銷學教授貝恩德•施米特(Bernd Schmitt)表示，即便按美國的標準而言，亞洲的投資力度也非常大。施米特將在今后兩年在新加坡負責籌建亞洲消費者研究所(Institute on Asian Consumer Insight)。該研究所將由新加坡經(jīng)濟發(fā)展局(EDB)耗資7700萬新加坡元(合6400萬美元)創(chuàng)建，并由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ical University)運營，“這是一個大項目。它不可能出現(xiàn)在美國或歐洲”。

　　現(xiàn)任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商學院(Lee Kong Chian School of Business)院長的托馬斯表示，亞洲在研究上的投資意味著，在美國商學院青睞的嚴謹、數(shù)據(jù)驅動的研究方面，目前許多亞洲商學院的競爭力已處于頂級水平。在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編撰的全球100強研究機構排行榜上，亞洲有10家商學院上榜，而歐洲僅有6家——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在亞洲和歐洲都有分校。

　　然而，托馬斯表示，在證明了自己在美國正統(tǒng)研究理論方面的水準之后，亞洲商學院目前正在發(fā)展自己的基準模式。“美國模式曾占主導地位，但現(xiàn)在你會看到諸多革新”。

　　葉恩華認為，由于商業(yè)機會瞬息萬變，亞洲最好的研究員有必要采取與美國研究員不同的方式。“中國人喜歡學習更能立竿見影的東西……美國商學院向來拘泥于發(fā)表學術期刊這種正統(tǒng)研究。它們偏愛理論而非內容。在新興市場，所有的研究都是關于內容的”。

　　這種快速創(chuàng)新是亞洲讓頂級研究員們如此興奮的原因之一。如何管理兩位數(shù)增長的公司、或如何向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人群營銷等問題是亞洲研究的核心。對擔任中歐中國創(chuàng)新中心聯(lián)合主任的葉恩華而言，問題在于創(chuàng)新為何會出現(xiàn)在一個以模仿聞名的國家？對施米特而言，這個問題與消費者研究中所做的假設有關：“在20世紀后半葉，美國消費者一直是基準點……在未來，亞洲消費者可能成為基準點”。

　　謝潑德表示，亞洲的創(chuàng)新可以反過來幫助西方大學進行改變。今年早些時候，謝潑德辭去杜克大學福庫商學院院長的職務，來到中國負責杜克大學昆山校區(qū)(Duke Kunshan University)的籌資和業(yè)務拓展工作。但將中國的成功經(jīng)驗搬到美國只是他積極來到亞洲的理由之一。

　　謝潑德援引幫助創(chuàng)建了硅谷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為例，表示：“在中國真正有機會超越創(chuàng)建機構這個意義，而是幫助整個國家。它不只是簡單地培養(yǎng)更多的工程師。人們真正有可能幫助這個國家不斷進步。“

　　謝潑德表示，許多商學院來到中國是為了賺錢，“對我而言，這是最不令人興奮的。我來到中國不只是為了與聰明的學生互動，也不只是考慮到市場規(guī)模，而是因為這可能幫助人們發(fā)明創(chuàng)造，它會帶來大量的機會”。

　　德梅耶爾也指出，美國與中國商業(yè)和學術之間的實力均衡在不斷改變。“大多數(shù)美國商學院把亞洲視為一個兜售教育的地方，而不是你可以學到某些東西的地方”。

　　那些目前關注亞洲的教授們往往已花費了多年時間來研究該地區(qū)。施米特過去20年一直在亞洲授課，而德梅耶爾創(chuàng)建了Insead新加坡分校。他們全都取得了事業(yè)上的成功。

　　但現(xiàn)在還有越來越多的年輕教員希望在亞洲開創(chuàng)自己的事業(yè)。奎爾奇表示：“最近，有好幾位有小孩的年輕教員來找我，說他們希望來中國，以便讓自己的小孩接受雙語教育。這在5年前還是不可能的事情。”

　　德梅耶爾表示，當他最初帶著Insead項目來到新加坡的時候，當?shù)貨]有可吸引年輕教員的高等學府。“現(xiàn)在你可以在這里建立真正的學術生涯。人們之所以選擇這里，是因為這里有高品質的生活，此外，他們感到自己將來在世界其它任何一個地方都能找到工作。”

　　葉恩華表示，網(wǎng)絡技術進步是原因之一。“現(xiàn)在，一流亞洲商學院的經(jīng)歷可以幫助你進入一流的西方商學院。你現(xiàn)在可以是全球學術界的一份子”。

　　托馬斯預計，其它亞洲國家也將對商學院進行投資。“印度尼西亞坐擁大量自然資源；越南不斷發(fā)展，非常有創(chuàng)業(yè)精神”。中國和新加坡的發(fā)展可能只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