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種方法持批評意見的人士稱，這種訪查應在工廠環境以外進行，而且與多選項的問卷調查相比，一對一的談話更有可能會得到誠實的答案。
上個月，蘋果成為首家加入公平勞動協會的電子公司。這家協會成立于1999年，由公司以及那些希望學校書店中出售的T恤衫不是在“血汗工廠”中生產的大學提供融資。針對公平勞動協會的批評者稱，由于該協會跟耐克和阿迪達斯等公司存在企業聯系的緣故，這其中將會產生利益沖突。蘋果將向公平勞動協會支付“六位數”的報酬來聘用其對富士康進行審計，此外還將向其支付25萬美元的應付款。
但公平勞動協會主席奧萊特·范·希爾登(Auret van Heerden)則堅持稱，雖然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對該協會調查工廠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成員公司對這家協會的檢查活動不具備影響力。他表示，當3月初發布蘋果/富士康審計報告時，想要粉飾任何東西都將是費力而明顯的。
“那將是非常重大的新聞，”他對我說道。“因為蘋果是第一家加入公平勞動協會的科技公司，而且是科技行業中規模最大、且很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公司。因此，這令我們獲得了一個為整個行業設定標準的機會。”
“料到他們會演戲看”
范·希爾登的團隊將把大多數時間用在凝神閱讀員工記錄和工作卡上，而與此同時，我們兩人正首次走過一條MacBook生產線，他指出其生產速度遠遠慢于他此前習慣看到的產品生產速度。事實上，當他向路透社表示，富士康的工廠是“一流的”時，針對蘋果和公平勞動協會的批評人士指出，他是對“與服裝廠相比的安靜程度”感到驚訝。
當我們走過裝有MacBook零部件的箱子時，他也說過非常類似的話。“在服裝廠中，你會看到一種非常不同的職業道德，人們會把這些東西堆起來，因為他們是按個人勞動取酬，而不是按集體勞動取酬。”
在蘋果一開始給我打電話時，我猜想這項審計活動將包括一次突擊檢查在內。但在我們來這里幾天以前，富士康就已知曉；事實上，還是富士康幫助我們拿到了中國簽證。他怎么能肯定這些效率高手們沒有在周末搭成一條模范流水線呢？
“我料到他們會演戲看，”范·希爾登說道，“這對每家工廠來說都是很正常的。哪怕僅僅是你從大門口走到廠房的時間，也總會有15分鐘到20分鐘讓他們草草地做個樣子。特殊的設備會被搬出來，他們會戴上耳塞，或是戴上面具。他們能在20分鐘內讓一座工廠變樣，我們料到了這一點。”
但是，我們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因此在未來兩天時間里所有事情都將浮出水面。當我們走近工人，與其討論如何做工作時，這種作假行為的不良機能就會顯現出來。
“當你第一次接近工人時，蘋果曾對這個想法表示過猶豫嗎？”我問道。“那是一種很漫長的交談。”范·希爾登微笑道，“我們進行這種交談已有大約五年時間。”蘋果在1月13日加入公平勞動協會，也就是《紐約時報》發表有關該公司勞工相關活動的系列報道的8天以前。
“在業內，我們將其稱為‘耐克時刻’。”審計檢查員Ines Kaempfer補充稱。“在20世紀90年代曾有一個時刻，當時耐克面臨很多的負面宣傳，但那還不到最糟糕的時候。很可能就像蘋果現在這樣，并不一定是最糟糕的時刻，只是那種(負面)宣傳正開始慢慢增加。在當時的那個時刻，耐克也開始做些事情，而我認為現在的蘋果也是這樣。” “與其他工廠相比，這里相當好了”
在3000名應聘者沖過富士康大門時，先是響起了警笛聲，然后是一股體溫卷起的熱浪在人群蜂擁而過時迅快地流過。
這是中國一個假日過后的周一，由于許多人因過于勞累而仍舊呆在家里的緣故，在破曉以前就有許多人排隊等候，因為他們知道這時得到一份流水線工作的機會要好于平常。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而工作機會稀少的國度中，早到這里等候十分重要；對那些家在農村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他們薪酬的大多數都將以那里為終點。
這些少男少女們的年齡在16歲(廣東省合法的工作年齡)到20歲出頭之間，當他們終于排到隊伍的盡頭時，每個人都會被要求在一個電子閱讀器上刷一下身份證。由于富士康今天需要聘用數千名工人的緣故，大多數人都聽到了令人滿意的“嗶嗶”聲，而那些拿著假身份證的人則默默地轉身離開。
在每300人一組的應聘者按照軍方精度被處理時，招聘中心外面的一個電子計數板讓他們知道了自己的待遇：每個月底薪約為285美元，也就是時薪1.78美元。即使按每個月最多80小時的工作時間計算，他們也因工資過低而無需繳納任何工資稅。
如果這些工人想要與7名陌生人同住一個宿舍，那么就要扣除17.50美元的薪水；而在富士康的食堂中，堆滿肉、蔬菜和大米的一托盤食物的價格約為0.80美元。在經過培訓期后，一名新聘用的工人能在最少三天就能走上iPhone生產線，默默地裝配這種相當于他三個月工資的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