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打破了原先社會的正常鏈條，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人們對學歷文憑的信仰，影響了對專業教育的價值判斷。
●我們能不能問自己一句：難道學什么專業、拿什么文憑只是為稻粱謀？讀書，應該有超越獲得一份工作的價值意義存在。
解放觀點：最近有媒體報道，國內大學連續兩年就業率低于60%的專業，將調減招生計劃直至停招。專業的存在價值，是否只能通過市場價值來體現，引發了不少爭論。耐人尋味的是，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面對年輕大學畢業生中失業者隊伍不斷壯大，美國人最近也在探討：文憑學位到底還值多少錢？對此，您怎么看？
俞吾金：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確看到：有些人沒什么文憑，甚至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但憑著自己的發奮努力或對社會潛規則的了解和運作，積累了很多財富。而反觀那些學生時代的佼佼者，在職業發展上往往不理想，成就遠低于社會預期。包括西方，如今哪怕名校出身，也無法保障一份光鮮的工作。主要還是因為這場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打破了原先社會的正常鏈條，導致社會出現種種非常態反應，無法按照原先社會常態提供就業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人們對學歷文憑的信念，影響了他們對專業教育的價值判斷。
但在我看來，認為專業、學歷該對就業負責的觀點，以為畢業了就能安安全全地找到一份工作的想法，本質上仍然從屬于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我們固然應該對教育體制進行反思，但這不等于說，一切都應該被安排好；我們當然要對就業隊伍中的弱勢人群提供相應保障，但不能因此就犧牲優勝劣汰的競爭原則。如果把這個邏輯關系理順，人們的心態或許會平和得多。
解放觀點：這個時代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評價標準，似乎是工具理性正逐漸掩蓋價值理性。
俞吾金：可以說，世人皆關心 “用”，而國人尤甚，所以實用理性在國人的思維中擁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用”這個字在甲骨文里就出現了，最初的字形就像把一根有分叉的樹枝擱在一個架子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聽到這樣的話，比如“道德多少錢一斤” “哲學派什么用場”“文憑有什么用”等等。
實用理性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與之相比，希臘文明一開始就崇拜抽象的理念王國。從柏拉圖開始，西方人認為，只有概念構成的靜止王國才是可靠的，而不斷變動的具體事物則是不可靠的。比如貓作為一個概念可以永遠存在下去，但是一只具體的貓，活了幾年就死掉了。柏拉圖創造了一個靜止的世界，也影響了西方世界對抽象理念的崇拜。但中國人不是這樣，我們是只要能活下去，只要這個民族能生存下去，可以拋棄任何教條式的原則和理念，不斷改換方向，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源遠流長的一個重要原因。這里面也是強調一個 “用”字，所以對實用理性不能簡單否定。作為一種價值導向，我們既要肯定其中蘊含的合理成分，也要看到實用理性可能導致的近視與狹隘——如果只強調一個 “用”字，它會讓人難辨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
因此，應該確立我們要創造價值理性，以更高的、更長遠的價值標準，以對傳統文化的自覺反思和領悟，來提升實用理性。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生出種種 “無用”的悲觀論調，甚至全盤否定。我們能不能問自己一句：難道學什么專業、拿什么文憑只是為稻粱謀？讀書，應該有超越獲得一份工作的價值意義存在。
解放觀點：但如果市場價值都不能體現，還有所謂的價值嗎？
俞吾金：我們容易走入這樣一個誤區，對社會的情緒和抱怨往往掩蓋了對個體的認真審視。如果真的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那么畢業以后，所有工作單位的門都會向他打開。因為對很多行業來說，這是一個競爭的年代，但更是一個人才重新洗牌的年代，為了站穩腳跟，大家都想吸引人才。今天早已不是方鴻漸們所在的時代，單靠履歷表已經無法建立信任感。但真正出色的人才，總能讓人眼前一亮。只要一個社會還是在正常狀態下運行，即便那些有天賦的人暫時碰壁，也總有出頭之日。中國人不是有個形象的比喻？你把針放在一個布包里面，腦袋總要露出來的。
今天我們的問題是，這個社會還是模仿性人才太多，而獨創性人才太少。后者往往容易爭取到非常難得的關鍵性崗位，因此獲得高薪報酬，但也付出高昂代價，可能是無休止的加班、高強度的工作壓力、激烈的競爭環境、過早的華發滿頭……人們在眼熱這些高薪職業的同時，恐怕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承受能力。真正存在就業困難的，其實大多還是因為沒有特別才能，高難攀低不就。
我上課的時候常跟學生們講：我不是要挫傷你們的積極性，但是你們得認真想一想，全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學每年培養了多少學生，其中又有多少是出類拔萃的？真的數量很少，不要說一般的大學了。所以進了大學千萬不要有一種感覺，就是我今后會如何如何。如果不努力，仍然可能默默無聞。在國外，名牌大學畢業開出租車的人，比比皆是。只不過他們不像我們勞動等級觀念那么嚴重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張文憑的確算不了什么，還是要看一個人進入社會、走上工作崗位，能否做出一番成績。其實于個人而言，就業、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技能的展現，是綜合才華的體現。即便如今國外出現這樣一種傾向，我們也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解放觀點：您本人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當年流行的是 “知識改變命運”，而現在卻是 “文憑還值多少錢”，對比之下您有怎樣的感受？
俞吾金：和今天的年輕人相比，我們可能多了一份理想主義。現在的年輕人有自己的特點，權利意識比較強，考慮個人會更多一些。但這并不是缺點，關鍵看這個社會能否有一個比較好的導向對其進行引導。現在的年輕人之所以對讀書的價值會產生困惑和疑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方面，做得還不夠。
眾所周知，全世界范圍內，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拿工資最高的地方是香港。所以在香港，一個高級職位往往有幾百人競爭，而且大多擁有高學歷和名校背景。一個社會對知識的優待，盡管會帶來競爭激烈，但是也形成人才集聚。反觀我們，社會價值導向還是擺脫不了官本位。所以大學生畢業之后，才會蜂擁去考公務員。我想，如果我們能對有識之士更加優待，那么所謂的新讀書無用論也就不會有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