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12月5日刊登了一篇題為《應試套路對付不了美國高考》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國學生SAT的平均分數僅為1213分，與美國學生的平均分數1509分差距高達近300分。這300分的差距主要來自考查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閱讀和寫作，這充分說明了中國學生整體欠缺有效的思維能力訓練，這也是目前限制中國學生學術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國學生SAT平均水平明顯低于美國學生，其根子在母語教育。SAT考查的是學生的學術英語能力，重點是批判性思維的能力。SAT中的critical reading意為“批判性閱讀”，但中國語文教育培養的是應付“標準化考試”的能力：閱讀題要的是“標準答案”，即揣摩出題人的用意，而不是表達考生自己的見解；作文講究的是套路、模板，有書店里大批“作文攻略”之類的書為證。并且，歷年的高考作文題目也有意無意地導引著這種趨向，如2011年“期待長大”、“中國崛起”、“時間在流逝”、“這世界需要你”、“拒絕平庸”……這些題目占了全國各省高考作文題目的一大部分。從小重復進行大量類似作文題目訓練的孩子，如何能夠培養出批判性思維能力？
一個人的母語思維方式決定其學習及使用其他語言的思維方式。換句話說，即便英語過了八級，思維方式也是不可改變的。文中提到中國學生最大的問題出現在“比較和評價論點”這類題型中，因為這類題目需要學生剝離表象去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設”，同時對比不同作者的觀點。這種“比較與評價”乃“批判性思維”的核心。在1983年美國國家委員會《國家在危機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中，對于中學英語閱讀能力有這樣的要求：“理解、解釋、評價和使用他們閱讀過的東西”“順利地傾聽并頗有見解地討論一些觀念”。而在我們現行的中學閱讀與寫作教學中，卻很少進行這方面的訓練。筆者想起梁啟超當年關于中學作文有兩個重要主張：一是用討論式講授。二是論辯文分兩面做(見梁啟超《作文入門》)。 所謂“討論式講授”即沒有“標準答案”， 所謂“論辯文分兩面做”即防止走極端。而梁氏的見解與今天美國閱讀教學不謀而合，可見有些東西是相通的，不分國度、年代和文化背景。
文中還提到，“國內培訓機構目前的主要問題是拿SAT當高級托福，從技巧和知識入手培訓，簡單采用背單詞和大量做題這些“小米+步槍”的戰術，而不顧SAT本身對思維能力和文化背景的要求，所以培訓效果普遍不理想。”事實上，技巧性能力是可以在短期內靠“強化訓練”來“速成”的，但“批判性思維能力”屬于素質性能力，需長期積累，無法以急功近利的態度去獲取，而最好應該從小學階段就開始培養。
一言以蔽之，SAT考試暴露的是中美兩國母語教育價值的差異。中國語文教育培養的是求同性思維，美國英語教育培養的是求異性思維。后者也是成為美國公民的關鍵能力。
中國語文教育的弊病存在已久。近些年來，社會的猛烈批評也有過好幾輪，但改進甚微。語文教育“系統內部”似乎已日漸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可能，需要外部力量來激活，但愿SAT考試能充當這個角色。
